军队副政委回乡探亲，未婚妻已另嫁他人仍想见面，哥哥坚持要求退还聘礼！
1950年初春，华北军区机关的一间简陋会议室里，批探亲假文件被迅速签发。战事尘埃落定，部队开始轮流安排干部回乡，罗通的名字赫然在列。距他离家那年算起，指针已经走过20个年头；这20年里，他经历红军长征、抗日正面与敌后多线作战，又在解放战争尾声担任纵队副政委，职务不低，却始终没能抽身回老家江西吉安看一眼。
吉安老屋的情况，他仅凭断断续续的传闻拼凑。母亲1927年病逝，父亲五年前撒手人寰，两位姐姐少年夭折，唯一的哥哥因嫂子体弱始终无子。农村里“香火”二字压得人喘不过气，父亲当年才会急忙替14岁的罗通订下一门亲事。相隔两里地的那户人家把长女许给罗家，这位姑娘比罗通年长两岁，识得字，性子又稳，乡亲们都说是“旺家”的人选。

订亲礼要了60块银元，父亲当时把钱捧回家，像捧一只火炭，又喜又怕。可没过多久，罗通就扛枪去了红军。北上前夜，未婚妻提着一盏马灯送到村外，灯火在稻田边摇晃，她只说了一句：“你走吧，家里有我守。”罗通点点头，没有回头。谁也没想到，这一别就是十年没有讯息。
长征之后，部队行至陕北，邮递线被战争切割，家书常常石沉大海。1934年冬，父亲徒步数百里跑到前线，背着一袋米和两件粗布衣，劝儿子赶紧回乡完婚，好让罗家有后。“爹，这仗一天不打完，哪来的清净日子？”罗通把父亲按在火堆旁，用方言轻声劝，“等我们打赢了，江山是新的，家也是新的。”父亲没再作声，背影在风雪里显得苍老。
抗日战争期间，罗通靠缴获的美械子弹壳做了几件小礼物，托驿站带信回乡，却始终杳无回音。他隐隐猜到：故乡多半出了变故。真正的消息还是1946年战友探亲归来时带到——父亲病重，哥哥独撑门户，那位守了十年的姑娘在1943年被家里劝着改嫁，丈夫是邻村因伤复员的国民党旧兵。罗通听后没有出声，只在营房外站了很久。

1949年4月，解放战争进入尾声，部队干部也迎来婚期。卫生队里的徐贤华常把药品分给前线，谈吐开朗，行军途中还能背出《红岩》里的段落。她比罗通小八岁，两人相识不久便领了结婚证。年底，儿子呱呱坠地。照部队新颁的条例，已婚干部可申请探亲假，罗通递交报告时只写了八个字：父亡家贫，望准归省。
11月，他带着妻子和襁褓中的孩子，在赣江渡口被哥哥接回。青瓦老屋少了梁柱，堂屋却被兄嫂打扫得干干净净。摆在八仙桌正中的，不是供奉牌位，而是一包裹着油纸的银元——那是当年的聘礼。哥哥把包袱推到罗通面前，眉头紧锁：“对方人来了两趟，非要把钱还回去，说该见的面还是想见一见。”罗通沉默片刻，只回了句：“钱留下，见面就算了，大家各有日子过。”嫂子在灶下添柴，小声嘀咕：“也怪不得人家，等了你十年呐。”

第二天清早，未婚妻的弟弟果真提着土产在门口徘徊。哥哥拎着包银元出门，将对方请到门外，两人说话不高声，却句句生硬。对方反复表明姐姐只是想当面还礼并道声平安，哥哥执意推回银元，末了只留下一句话，“两清了，往后莫再提。”门关上的那一刻，屋内没有人说话，连灶火都灭了。
傍晚，罗通抱着儿子站在屋前老槐树下，望着干裂的树皮发呆。徐贤华轻声问：“若是想见，就去吧。”罗通摇头，“她已另有生活，再见只留尴尬。”徐贤华没再劝，把孩子递给他，自己去井边挑水。月光照着银元包裹的冷光，哥哥终究还是没有打开它，悄悄塞进阁楼箱底。

探亲假只有两个月，罗通给祖坟添了新土，给父亲立了碑，把老屋能修补的地方尽量修补。离别那天，哥哥把他送到镇上的汽车站。车还没发动，哥哥突然把头探进窗子问：“那钱到底留不留？”罗通笑着拍了拍公文包，“哥，银元放那就好，改天物价一稳，给嫂子治病，也算爹的一份心意。”哥哥愣了愣，干脆利落地点头：“行！”
汽车冒着黑烟驶出小镇，罗通透过车窗看见稻田里一群新兵在练队列：步伐笨拙却整齐。战火过去，乡村正在慢慢恢复，旧账旧礼终将被时间掩埋，而眼前的路更长，罗通还得赶回部队，去完成下一段注定不太平凡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