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考虑让李先念去新四军，刘少奇及时介入表示：这个人我要留用，有更重要的安排！
1938年盛夏，华中敌后出现一道尴尬的缺口：豫鄂皖三省交界的地方武装七零八落，不足以牵制沿铁路推进的日伪部队，也不能顶住友军的封锁。中原局在汉口以北开会时统计过一次兵力，结果让人皱眉——能随时投入战斗的不足两百人。会议结束后，刘少奇给延安拍出加急电报，请求调一名既懂山地游击又熟悉南方人情的干部。电文只一句重点：“华中急需活棋，速派。”
此时的延安，红四方面军旧部正在抗大轮训。李先念在课堂上研究《野战卫生学》，本以为自己会随高敬亭前往皖南。他没想到，计划在几天后被折叠。毛泽东拿着刘少奇的电报沉思片刻后，在干部名单旁画了一个圈。第二天清晨，小米饭的热气还未散尽，李先念被通知：“换方向，去豫鄂边，时间紧，三小时后出发。”

他只来得及挑了六名警卫员，一支驳壳枪，两百发子弹。老乡送行时嘱咐：“到了那边，山高路险，可别硬拼。”李先念笑答：“放心，枪口向外，脚底会转弯。”一行人从延河口悄悄溜出，绕过胡宗南防区，穿行洛川、潼关，半月后抵达内乡与刘少奇会合。两人在破旧祠堂内铺开地图，仅用半小时敲定三件事：先收拢散兵，随后控交通要道，最后在大别山以西打出一片立足之地。
豫鄂交界多山多水，村寨星罗棋布。李先念将那一点六十余条枪分成五处小分队，白天隐蔽耕作，夜里瞄准敌伪据点“只摸枪不打冤枉炮”。一名年轻战士曾问：“司令员，咱人这么少，真能成气候？”他放下茶盏：“精干才利落，步子小也能走远。”春去秋来，缴得的枪支堆满了窑洞，编余的几十条枪干脆送给了农会。到1939年初，支队人数已翻了三倍，扩成了豫鄂独立游击支队。
一支队伍的命根子是群众。豫西石灰岩山体沟壑纵横，村民要靠挑盐下山换米。李先念利用这条“盐米道”布设地下交通站，挑夫们把密信夹在竹筒，来回不过半日。一名挑夫悄悄告诉他：“敌人近来在各村设卡抽丁。”李先念顺势放出口风：“愿意打日本的兄弟，挑担直接上山。”第一周来了三十人，第二周来了八十人，山上的行军灶不得不连夜加灶。

1940年初，支队在八字门改为“豫鄂挺进纵队”，番号刚宣布，部分友军派员前来“谈判”，要求“服从统一指挥”。李先念留他们喝了一碗玉米糊，平静地说：“共同对日，彼此照应，地盘我不争，名义都归新四军。”对方无话可说，协定由此达成。值得一提的是，纵队成立后并未急于南下，而是先向长江汉水之间布点，形成“田字形”交通线，日军机动部队几次扑空，线路却越织越密。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进入最困难的节点，李先念被任命为第五师师长兼政委。面对四面包围，他提出“遇堵不硬冲，逢隙快转向”。副师长劝他慎重，他摆手：“缩在山里迟早被闷死，走出去就有活路。”事实证明，大面积运动式游击让敌伪顽三方都捉摸不透。到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第五师已将根据地扩展到九万平方公里，人口过千万，人送外号“行走的师部”。

胜利后，摩擦换了旗号却没消停。国民党调集重兵封锁中原，妄图一口吞下新四军主力。1946年夏夜，中原突围打响。出发前，李先念对参谋长说：“三个月，保存骨干，方向南。”参谋长撕下日历页塞进口袋：“回头我给你看。”队伍夜行昼伏，穿插惊险不断，却做到全程粮草自筹，连伤员也没落下。三个月后，他们在湖北红安与刘邓大军侧翼呼应，再度集结。
1947年春，第十二纵队正式编成，番号虽然新，可骨子里还是当年那支豫鄂小分队。部队南下大别山，重建根据地，为华东、华中两大战场提供了稳固后援。有人打趣：“不到两年，又从山里拱出一支野战兵团。”李先念指着地图上的三角标记回答：“种子撒得深，哪儿都能冒芽。”

淮海战役进入胶着阶段时，中原军区负责的后勤线横贯皖西、豫东，里程逾两千公里。第五师老战士回忆：“那会儿一个十户小组就得凑一石米，棉布也是尺尺计，夜里挑灯裁军衣。”短短数月，八千万斤粮食、数百万尺棉布沿着土路推向前线。前方电台发来一句评语：“道路稳，供给足，可放心猛打。”
新中国成立在即，中原方向的最后一役顺利收官。回望十年前那张“华中急需活棋”的电报，答案已在土地上写得清清楚楚：选准人、用对地、抓时机，一支营也能长出一座根据地，一条交通线也能撑起一场大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