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胞弟主动请求将自己的女儿送给兄长抚养，周总理经过慎重考虑最终还是婉言谢绝了这一请求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还在煤油灯下翻滚，人群涌向前门车站，提着包袱找去处。有人说，城里最不缺的是新气象；也有人悄声议论，中南海那边住进了一位新总理。就在这股迁徙的洪流里，周恩寿牵着大女儿周秉德，小心护着那只装满书籍的小箱子，北上的风刮得人直眯眼，可他心里只有一个方向——西花厅。
进门那天，侄女的脚步刚迈进院子，就被一片枯黄的梧桐叶绊住。门口的警卫连忙上前，却被周恩来挥手挡回。“孩子自己能站起来。”这一句话，像是暗号，往后十几年，西花厅里所有晚辈都明白：这里没有特权，也没有“总理家属”四个字。

周家真正安顿下来的，是在同年冬天。王士琴调进北京第四女子中学当俄语老师，她把7岁的周秉钧、5岁的周秉宜也带到了西花厅。老北京人讲究坐北朝南，可伯父只给他们安排了东厢房：“向阳就够了，再近一点就不好了，要记住，我们和院里其他人一样。”这种不动声色的分寸，让孩子们心里既踏实又敬畏。
周家日常，大事小情都透出那股子“别给组织添麻烦”的劲头。八一学校距离中南海两站多，别家孩子坐黑色吉普来回，他们仨却揣着一张两分钱的公交月票。有一次雨夜，几个孩子写信给伯父，想借机关的吉普运被褥。信刚塞进门缝，就被退了回来，字迹遒劲的批注只有一句：“自己的行李自己背。”第二天，警卫员悄悄帮忙找了辆三轮，但车费照付，并且明白告诉孩子：“车是租的，规矩不能破。”

1950年春天，幼儿园排节目，周秉宜在台上跳了段《小放牛》。演完后，舞台背后的小姑娘眼巴巴等表扬。周恩来却只是淡淡一笑：“能耐心学完不容易，可舞蹈得有情感，不能只数步子。”小姑娘脸一下涨红。见状，伯父换了话题，拉她去北京饭店理发，“剪个新头，明天重新来过。”那天，她第一次坐上旋转椅，脑袋被擦得亮亮的，心里也不再闷得慌。
真正考验亲情与原则的，是1951年秋的一场兄弟间的长谈。夜深了，灯花噼啪作响。周恩寿端着茶犹豫良久，终于低声开口：“大哥，家里孩子多，你们又没有，就让秉宜改口叫您父亲，可好？”邓颖超放下针线，眼神里闪过温柔。周恩来却没立刻说话，他踱了几步，停在窗前。过了半晌，他回头：“秉宜留在这里已经是亲闺女，可她还是你们的孩子。我们要她，别人怎么看？一旦开了口子，公平没了。”兄弟俩对视良久，周恩寿默默点头。“听哥的。”他给自己找了个台阶，“那就让孩子们都跟着你们学习吧。”

严格并非冷漠。周家孩子的零花钱，每月一人两角，破铜板似的几乎买不了什么。可中南海小卖部的新鲜事物——汽水、冰棍，他们一样不少，只是要自己攒钱。一次秉钧抓起胡同口的烤白薯就往园子里跑，被伯父瞧见。“当心，别烫着人。”一句温声提醒，既是关心，也是警示：周家孩子，出去要照顾别人感受。

1965年高考前夜，17岁的周秉宜拿着两份招生简章发愁。一份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染织系，另一份则是热门的油画专业。她推门见伯父正在校对文件。“我想画画，又怕国家用不上。”少女话音未落，周恩来放下钢笔：“咱们急需出口商品的包装设计，布料花型也是门大学问，选染织吧。”他没有再说“兴趣第一”这类空话，而是给她讲了广东土布销往非洲、漂亮包装能多卖两成外汇的例子。第二天早上，志愿表上写下了“染织设计”。
一年年过去，孩子们先后工作、成家，各自搬出西花厅。2001年夏天，57岁的周秉宜受邀去北戴河参加画展，才第一次看见那片传说中“领导干部疗养胜地”的海。海风扑面，她忽然想起少年时那个不让去海边、却教她自己游泳动作的伯父——那位在家族与国家之间，总把公平二字咬得最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