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受到宪兵监视，营长含泪感慨天下少有这样的场面令人动容！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胜利的钟声刚落，国民党即刻调集近二十万大军，从广西、贵州直飞华北主要机场，企图先声夺人地接管要地。舆论场哗然：如果此时再打起来，责任在谁？和平与内战的十字路口瞬间摆在两党面前。
蒋介石深知国际社会注视，26日连发急电，公开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是”。在延安，中央领导围坐窑洞，争论近一昼夜。有人担心暗杀，有人主张应战。“去了，危险；不去，更被动。”最终定调：赴渝。周恩来安排警卫，三名警卫员连夜领到命令，简单收拾便随行登机。28日傍晚，C—47运输机在重庆九龙坡机场落地，城中报纸以加黑字号报道：“延安代表抵渝”。

重庆是战时首都，军统、中统、宪兵司令部密布。毛泽东一行被安排在上清寺黄葛树掩映的桂园，院墙外立即竖起岗哨，昼夜灯火通明。蒋介石表示“保护安全”，可宪兵营长却收到了另一道口头指令：紧盯每一次出行，任何接触全数登记。桂园里外，一步一哨，一岗三人。街坊茶客笑称那座老宅像临时戒严区。

最初几天气氛紧绷。毛泽东黄昏散步，几十支枪口悄悄跟随。他却主动上前寒暄：“弟兄们辛苦了，重庆夜蚊多，别让自己挨咬。”一句话让宪兵们面面相觑。次日清早，他把刚从延安带来的红薯干分给岗哨。营长忍不住嘀咕：“首长，这得留着自己吃呀。”“人多，吃了才有力气站岗。”语气平平，却没人接得上。第三天夜里，一名小兵小声说：“首长，要不您先回屋，我们替您看看门。”毛泽东拍拍他肩：“你们守好，也就是守这个国家的脸。”那孩子眼眶一下红了。
29日，第一次正式会谈开始。蒋介石开宗明义提出所谓“中央统一、军队国家化、地方自治”三条，表面温和，实则要中共全部交出军权与地盘。周恩来当即指出：抗战年代的根据地是抗日成果，岂能一纸尽废？双方相互试探，言辞克制，却暗流汹涌。会谈桌上僵成一团，外界却只看到官式照片里彼此微笑。

僵局持续到9月10日。就在这天，山西上党传来枪声，阎锡山部三个师南下抢占同蒲铁路，刘伯承、邓小平率太行、太岳部队迎头痛击，半月歼敌三万，收复榆社、长治。胜利电报飞抵桂园，毛泽东放下电文，抬头对周恩来低声道：“有了底气，桌上好谈。”外交与战场的“双线操作”让国民党在舆论上日渐被动。
9月底，蒋介石以“公干”名义离渝赴南京，实际回避僵持。从第七轮到第十轮，会场里多是张治中、王世杰与周恩来继续拉锯。山城街头开始出现“停止内战、实现民主”的标语，连宪兵服里的人也悄悄议论：真要再打吗？10月10日，《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签字。当晚桂园灯火通明，王若飞举杯：“这一纸字，值千金。”营长被请来作陪，他抿着酒低声感慨：“世上能这样谈判的，怕是不多见。”

11日清晨，代表团启程返延安。送行队伍中，那位曾经寸步不离跟班的宪兵小兵悄悄把自己随身短刀塞进警卫员手里。“留作纪念，也算我敬一份心。”列车汽笛划破雾气，山城渐渐远去。双十协定的墨迹尚未干透，北方战火却已暗暗重燃。不到一年，全面内战爆发，纸上的和平被撕成碎片。历史将如何书写，人们那时还不知道；但在桂园四十三个昼夜里，上下一线的军人、记者、市民，却的确看见另一种可能曾出现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