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当卫生部有人提出废除中医的荒唐建议时，毛主席勃然大怒，掷地有声的斥责震醒了世人：“这是奴才时期才会有的思想，怎么现在还会有这样的人？”随后，他果断免除了提议者的职务，用雷霆手段护住了中华民族的医学根脉。


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间，毛主席确实盯住了卫生系统轻视中医、排斥中医的偏向，并亲手把方向往回掰。四月三日，他看到卫生部门作风问题的反映，要求认真检查。

年底听取汇报，又把话说得很实在，中国西医少，百姓看病急，离不开中医。
次年春天，他审阅相关文件，亲自修改文字；夏天，中央传达指示；入冬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正式批转。看似是一份份文件在走，一条被挤窄的路，被撑开了。

这事绝不是几位医生争个高低。新中国刚成立时，医疗底子薄得发紧，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只有三千六百七十个，医院和卫生院二千六百所，病床八万张，西医人才不过一两万人。城里尚且忙不过来，乡下更常见小病拖成大病。

若这时候再把中医往门外赶，遭罪的不会是纸面上的“学派”，而是那些抱着孩子、半夜找不到大夫的普通人。毛主席看得很清楚，中医不是可有可无的旧摆设，它在当时就是许多群众手边最近的一根拐杖。把这根拐杖抽走，嘴上喊得再“先进”，也不接地气。

他对中医的认识，并非后来才生出来。
延安时期，毛主席患过风湿性关节炎，疼起来胳膊都难抬。西药吃了不少，效果不显。李鼎铭来探望，诊过之后开了四服中药，症状很快缓下来。
毛主席从这件事里看到，中医不是虚头巴脑的旧术，其中确有经过长期临床磨出来的真本事。

后来，他又把李鼎铭介绍给干部战士看病，还关心边区中西医怎样合作。

早在一九四九年，他就提醒卫生部门要团结中医；一九五〇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把“团结中西医”列入基本方针。这条线，不是临时想起，而是一点点拧紧的。

毛主席护中医，却不纵着中医。
凡是把中医说成包治百病的神物，他并不认同；凡是用一句“不科学”就把中医扫进角落，他也不答应。他要的是批判地接，认真地辨。古书里有经验，也有旧时代留下的迷雾；有效的要留下，说不清的要研究，不合理的要剔开看。

中医不能躺在祖宗牌位上睡大觉，也不能被现代名词三言两语赶出门。
它得进医院，进课堂，进研究机构，和真实病案打交道。药方好不好，不只看纸上能写出多少化学名目，还要看病人用了之后有没有起色。

一九五四年以后，事情开始落地。

卫生部设立中医司，中医管理层级抬高了。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增设五十张中医病床，中医往现代医院里迈了一步。中医研究院开始筹备，次年成立。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随后开办，首批七十六名有经验的西医脱产两年半学中医。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中医高等教育也陆续铺开。制度一旦长出骨头，中医就不再只靠几位名家口耳相传，而是有了研究、教学、临床彼此牵引的架子。那些卡住中医行医的旧规矩，也被一条条松开。

一九五五年，禁止中医使用白纸处方的规定被取消；一九五六年，《中医师暂行条例》被废除。原本堵在门口的人，重新走进诊室。

一九五六年，全国二十所中医进修学校、一百四十三个进修班重新调整课程，中医课平均占到四成至六成。七月，《健康报》又呼吁各级医院、卫生院吸收中医参加工作。

文件落到地方，不再只是机关里的红头纸，而是病房多出一张床，门诊多出一位会望闻问切的大夫，基层多出一种能派上用场的办法。后来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逐步下沉农村，中西医结合成为解决群众防病治病问题的重要路数，中医药凭着安全、有效、价廉，在缺医少药的地方扛起了不少担子。

毛主席看中医，也从不满足于“保住”二字。
一九五五年，他谈到六亿人口的健康问题，强调中医在现实中的作用，还提出有本事的中医要按专家对待。再往后，中医带徒弟、中医学院建设、西医学中医，都被一项项推开。

一九五八年，他在有关报告上作出批示，提出若各地举办西医离职学习班，到一九六〇年冬或一九六一年春，全国大约可以形成二千名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这个盘子铺得不小，说明他想要的不是给中医留个角落，而是让它长成一门能继续开枝散叶的新学问。

他还盯着远处。
中医若真有价值，就不该只在中国药柜里打转。针灸成了先走出去的一步。朱琏把《新针灸学》送呈后，毛主席认真读过，还同她讨论针灸和现代医学理论之间的关系。

一九五五年杭州吃饭时，他直言针灸不是“土东西”，将来各国都会用。后来，苏联医师来华学习针灸。七十年代，美国记者雷斯顿在北京术后接受针灸，回国撰文，引起西方社会注意。

尼克松访华时看到针刺麻醉手术。
那根细针，从延安窑洞边走出来，又穿过国门，落在更大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