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食堂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饭菜端上来，大家轮流盛。那天吃面片，汤里零星飘着些肉沫，谁都还没来得及动手，康泽已经第一个端起碗，慢吞吞地、一丝不苟地，把汤里的肉沫全捞进了自己碗里。
负责分饭的邱行湘——被俘前是青年军206师师长——早就看这个特务头子不顺眼，当场一把抢过他的碗，把肉倒回了桶里，厉声让他倒数第二个盛。
昔日堂堂国民党中常委、与戴笠并称“康戴二公”的大特务，就这样当着满屋子战犯的面被收拾了一顿。
没人替他说话，也没人觉得他可怜。

康泽的罪恶史，是从江西苏区的尸山血海里开始的。
这个四川安岳屠户的儿子，黄埔三期毕业后被蒋介石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在苏联没学到什么马列主义，反倒坚定了反共到底的信念，回国后一路高升，1931年经蒋介石批准成立南昌行营别动总队，他当少将总队长，完全按照德国党卫队那一套来打造这支特务部队。
在第五次“围剿”期间，康泽带领别动队配合国民党正规军疯狂屠杀苏区军民——男同志当场击毙，女同志和儿童强行贩卖，直接或间接害死了六十多万江西苏区的革命群众。
他还建立了“壮丁队”、“铲共义勇队”，名义上是争取青年，实际上是断绝红军的兵源，把苏区周边的老百姓彻底逼上绝路。
毛主席后来那句话——“农民对于康泽是不能饶恕的”——不是随便说说的，那是用几十万条命换来的结论。
1932年，康泽参与创办中华复兴社，连“复兴社”这个名字都是他取的，后来他又与陈立夫、刘健群一同创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当了八年的组织处长，把三青团发展成拥有数十万团员的政治势力。
在国民党内部，他是蒋介石最信得过的耳目之一，和戴笠各有分工——戴笠主攻外部情报，康泽专做内部监控和青年组织，连蒋介石的嫡系将领都要让他三分。
权力最大的时候，他被称为“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甚至一度被外界看作老蒋有意培养的接班人。
但事实证明，蒋介石的接班人只能姓蒋，1943年蒋经国空降三青团，康泽被迫给太子让路，1945年蒋介石一纸调令把他送到美国“考察”，实际上是扫地出门。
1947年他偷偷回国，蒋虽然不高兴，但也不好处置这位老部下，最后干脆把他塞到襄阳去带兵——一个从来没有打过仗的特务头子，被派去守一座孤城，这明摆着是借刀杀人。
1948年7月的襄樊战役，康泽毫无悬念地全军覆没，然后被俘。
康泽后来回忆说，他之所以没有“杀身成仁”，是因为城破前一天他给蒋介石发电求援，蒋的回电竟然是让他用“智勇”对付优势之敌——等于是让他去死，连一句慰问都没有。
那一刻康泽突然觉得，替这样一个人尽忠，毫无意义。
康泽被俘后，毛主席指示“加镣铐押送”送往华北，刘伯承专门接见了他，推心置腹地跟这位四川老乡谈了话。

进了功德林，康泽就是个“活化石”级别的存在。
两百多号战犯，中常委就他一个，他不跟任何人交心，整日独来独往，表情阴沉。
有人统计过，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平均三天只说两句话。学习讨论时，别人批判蒋介石，他一言不发；轮到他发言，就抱着报纸念，声音小得蚊子似的，别人让他大声点，他直接吼回去：“你高兴听就听，不高兴听就不听！”他还悄悄找杜聿明咬耳朵：“我们都是黄埔学生，要坚持民族气节，不能做软骨头！”
在康泽的逻辑里，背叛蒋介石就是背叛“气节”，但你要说康泽是个彻头彻尾的死硬派，也不全对。他确实写了不少认罪交代材料——据说有三千多件，功德林里人送外号“材料库”，可他写的那些东西，到底有多少是真心认罪，又有多少是在利用自己掌握的内情来换取“戴罪立功”的筹码，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一个真正彻底认罪的人，不会连批判蒋介石的文章都不肯写，工作人员让他写一篇，他直接回绝：“我不写，我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地批判蒋？”这份“气节”他守了很多年，直到1957年管理所组织战犯到全国各地参观，亲眼看到鞍山的钢炉、长春的汽车、武汉的桥梁，他才终于对曾扩情说出那句在功德林里称得上石破天惊的话：“你也看了，共产党确实建设好了国家。这可是真真切切的事实，谁愿意吹捧共产党啊！”

因为死硬，康泽很晚才出来。
1961年，康泽被批准监外就医；1963年4月9日，他作为第四批特赦战犯正式获释，随后被安排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
获释后沈醉去旅馆看他，康泽说了句肺腑之言：“真是想不到啊，共产党宽宏大量；我自知罪孽深重，共产党不咎既往。”
但像他这样的国民党大特务，想躲过后来的红色风暴，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毛主席还说过“农民对于康泽是不能饶恕的”。
1967年的一个深夜，革命小将闯进康泽住处，把这个年过六旬、浑身是病的老人拖出来毒打，打得半死之后又拖进秦城监狱，最终他因伤势过重死在了狱中，终年六十三岁。
有一种说法称康泽是“病逝于北京”，这更像是某种官样文章里的委婉表达。
他最后的结局，让人觉得冥冥中似乎有一种力量，把每一笔历史旧账都算得清清楚楚，而且算账的方式从来不由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