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日军侵袭桂林，巨赞法师举起屠刀，手刃了130多个日本鬼子。他怒吼道：杀生为护生、斩业非斩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主要信源：（云南民族网——广西宗教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揭牌）

1944年的秋天，桂林山水间弥漫的不再是往日的静谧与诗意。

日本军队的进攻步伐已经逼近这座城池，战火与硝烟取代了往日的宁静。

在日军所谓“一号作战”的蓝图里，桂林是必须打通的要塞，随之而来的便是烧杀抢掠，山河失色。

百姓们紧闭门户，恐惧笼罩在曾经风景如画的土地上空。

便是这段晦暗的岁月里，一个原本与世无争的方外之人，走进了这段残酷的历史。

此人法号巨赞，俗家原名潘楚桐。

在成为僧人之前，他曾是一名受过新式教育的教书先生，甚至担任过校长。

早年的他深受进步思想影响，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因此遭到通缉。

为避祸，也为寻求内心的解答，他遁入杭州灵隐寺，削发为僧，从此青灯古佛，法号巨赞。

山门并未能完全隔绝他对尘世，尤其是对国家命运的关切。

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碎大半个中国，连寺庙的清净也岌岌可危时，他内心的波澜再也无法平息。

1944年，日军对桂林地区发动了猛烈攻势。

29岁的巨赞法师做出了一个迥异于寻常僧人的决定：他主动走下山，褪去象征着出离的僧衣，换上了与普通百姓无异的衣裳。

他奔走于桂林周边的村镇之间，挨家挨户地动员乡亲。

他告诉大家，覆巢之下无完卵，若不团结抵抗，所有人都将沦为亡国之奴。

他的言语恳切，结合其特殊的僧人身份，产生了强大的感召力。

许多青壮年与村民在他的鼓舞下，决心拿起简陋的武器保卫家园。

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

巨赞法师凭借对当地地形的熟悉，制定了灵活的游击战术。

他组织起由村民和少数志愿僧人组成的小队，利用山峦、村庄和树林作为掩护。

他们没有像样的枪炮，大刀、长矛、农具，甚至山间的滚石和削尖的竹竿，都成了御敌的武器。

他们在日军行进必经之路设下埋伏，或是在夜间进行袭扰，专挑小股落单的敌人下手，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来武装自己。

战斗很快变得激烈而残酷。

据相关文史资料如《桂林抗战史》及一些亲历者回忆记载，巨赞法师带领的这支队伍异常骁勇。

他们不止一次与日军小队发生正面遭遇。

在桂林郊外的一次村落防御战中，日军一支百人左右的队伍进入村庄搜捕。

巨赞法师早已带领村民设下多重陷阱，并分头埋伏。

当日军队形在村中巷道被地形分割时，埋伏已久的村民们从屋顶、草垛、门窗后猛然出击。

战斗毫无悬念地呈现出一边倒的近身混战，日军在狭窄空间内无法发挥火力优势。

这场战斗持续数小时，最终以这支日军小队被基本歼灭而告终。

而类似这样的战斗在1944年末的桂林周边并非孤例。

经年累月，关于一位“白袍僧”专杀鬼子的传闻在日军士兵中不胫而走，甚至到了令部分敌军闻风胆怯的程度。

巨赞法师在战斗中的果敢与勇猛是毋庸置疑的，史料中多用“身先士卒”、“英勇无畏”来描述他。

在刀光剑影中，一个佛门弟子面对最极端的冲突。

他曾对追随者与质疑者袒露心迹，其核心思想被后人概括为：日军暴行，泯灭人性，已非寻常众生。

斩妖除魔，是为护佑更多无辜苍生。

若此举违背戒律，将来需要承担业报而下地狱，那他愿为这万千生灵，踏入地狱。

这种“杀生为护生”的决绝，成为他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精神支撑。

抗日战争胜利后，巨赞法师的传奇经历和他深厚的佛学素养，使其成为了佛教界革新派的代表性人物。

1949年9月，他以佛教界代表的身份，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同年10月1日，他更作为全国僧人中的唯一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亲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

周恩来总理曾赞誉他“上马杀敌，下马念佛”，这八个字精准地概括了他那段亦僧亦侠的独特人生。

此后，他将主要精力回归于佛教典籍的整理、研究与弘扬之中，致力于推动佛教的现代化改革。

1984年，巨赞法师在北京圆寂，世寿77岁。

巨赞法师的一生，仿佛一段从尘世到方外，又从方外回归家国的弧线。

他是一位复杂的、扎根于中国苦难近代史中的具体人物。

他的选择无法用简单的教条去评判。

在民族存亡的绝境里，他主动背负起沉重的枷锁，以金刚怒目之姿，行菩萨护生之实。

他的故事，是抗日战争宏大叙事中一个极具张力的细节。

它昭示着，在最深的黑暗面前，即便最倡导和平的灵魂，也可能迸发出捍卫文明的、以暴制暴的光芒。

这并非对暴力的歌颂，而是对那段被迫以血与火争取生存权的岁月的沉重铭记。

他的身影，连同那个时代无数挺身而出的普通人一样，最终汇入了新中国诞生的洪流之中，成为一个民族不屈精神的独特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