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去世五年后中央为其补发4.8万元工资，这笔钱浦安修后来做了哪些安排？
1979年3月，北京入春的第一场小雨刚停，一辆带着军徽的卡车驶进西直门外的石库门小院。几只封口严实的木箱被抬下，押运人员递过清单：“浦副书记，请点收。”浦安修摘下老花镜，只说了句：“放这里吧。”然后转身进屋，留下满院潮气。无人知道，箱里装着中央刚刚补发的四万八千零九十四元工资，以及彭德怀生前用过的几件遗物。
这些钱之所以归到浦安修名下，源于一个看似简单却藏着曲折的结论——二人并未办理离婚登记。事情要追溯到整整二十年前的庐山。1959年夏，会议本是讨论经济困难，彭德怀却递上数千字信件，直陈“大跃进”弊端。这封信犹如石子击水，激起千层浪。会期被延长，议题从粮棉指标突然转向“彭德怀是否反党”。指责风声迅猛，职位撤销，军委工作移交他人，昔日统领三军的国防部长，在返回北京的车厢里保持沉默。

此前一年，他主持的国防现代化方案刚进入实质阶段：火箭炮实验场地、简易雷达站，工程图纸还散落在办公桌。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让计划搁浅。毛泽东私下见过彭德怀一次，只淡淡一句：“去党校看看书，静一静。”彭抱拳领命，迁往西郊吴家花园，以学员身份出入中央党校，生活骤然从将帅号令变成翻译马列原著。

外界的批判声并未止步。北师大的老师们私下议论，浦安修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1962年初，她对组织递交了一纸请求：“申请解除夫妻关系。”文件几经流转，递到邓小平案头，他批注：“家务事，不必干涉。”批示虽短，却等于默许。浦安修回家告诉亲友，彭德怀只是平静点头，“既已决定，就照办吧。”短短一句对话，彼此都听得出无奈。
离婚手续最终因没有民政登记而停在纸面，但夫妻生活名存实亡。1965年彭被隔离审查，身体每况愈下。1973年底，警卫员景希珍托侄女彭梅魁传话：“老首长想见见嫂子。”彭梅魁赶去求情，“姑妈，去看看伯父吧。”浦安修捂住茶杯，低声说：“时候不合适。”这是两位老人彼此失之交臂的最后机会。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因胃癌扩散，在医院病房里安静离世，终年76岁。

四人帮覆灭后，拨乱反正提上日程。1978年12月，中央宣布为彭德怀彻底平反。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军乐齐鸣，元帅的军功章重新闪亮。浦安修没有走进礼堂，她只在家中摆了简陋灵堂，对来访者低声致歉：“我在这儿送。”那天夜里，她独自焚香，把离婚申请原件投入火盆，纸灰飞起，落在相框上的军装照片。
补发工资的木箱打开后，钱被分成整齐四叠，再加一份单独封装的厚信封——那是彭德怀每月工资折算而成的补发额。浦安修沉吟片刻，把款项分四路：一万多元送给三名老部下，“他们跟着老彭最苦”；一部分托人送往湖南乌石小学，用于修缮旧教室；最大的一份交给彭家侄辈“为祭扫、为成家”；剩余金额则打入党费账户。至于装在油纸包里的佩枪、望远镜、笔记本，她让人送至军事博物馆保存，只把那本封皮磨损的《资本论》留在床头。

两年后，《彭德怀自述》在人民出版社付梓，署名编者——浦安修。书中收录的，大多是早年手记与口述整理；没有怨言，也没有辩白，只详述战争与建设的岁月。读者从字里行间，依稀能听见那句低沉的自勉：“为国为民，死而后已。”而那四万余元已化作乡村校舍、老兵医药费、子侄学费和无声的党费，不留痕迹。推开老宅木窗，春雨后的风带来墙外栀子花香，往事与金钱都归于尘土，唯有历史本身留在时代的账本，无法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