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坐了5年牢的陈独秀出来了，出来后他想回延安，重新跟着共产党干，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和张闻天商量后说：可以，但有3个条件。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日呼声高涨，国共合作抗日成为主流趋势。国民党当局迫于压力，加上日本飞机轰炸南京监狱附近，提前释放了一批政治犯，陈独秀8月23日走出老虎桥监狱大门。
他坐了五年牢，身体虽弱，但出狱没几天就主动联系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叶剑英和博古，表达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愿意在党领导下做事。这一步动作很快，显示出他当时对时局的判断。接着他还委托罗汉带上亲笔信和七条抗日纲领，准备往延安方向转达具体想法。
罗汉是他的老学生，早年参加过五四运动，后来也跟托派有过联系，但此时已经脱离组织。9月2日罗汉带着介绍信和路费赶到西安，找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林伯渠。
林伯渠跟陈独秀是老相识，了解他在党史上的位置，当场就把情况电报发到延安，请中央指示。整个过程围绕抗日合作展开，没有多余枝节。
延安收到消息后，毛泽东和张闻天很快在9月10日回复了电报，明确提出三个条件。第一条，要求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和行动，公开声明跟托派组织彻底脱离关系，同时承认过去加入托派是错误。
第二条，要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第三条，得用实际行动证明这种拥护的诚意。电报里还特别说明，只要这三条做到，其他具体事宜都可以再商量。
林伯渠拿到电报后马上转给罗汉看，罗汉知道陈独秀性格直，书面认错这事儿不好办，但还是按照指示回武汉转达。陈独秀收到后没有马上答应，他表示回党工作是本意，但书面检讨难以从命。
后来他又写了信，补充了一些抗日意见，托人再转给中央。博古收到后看过，认为主张跟中央路线基本一致，延安的《解放周刊》也发文章劝他通过检讨重回队伍。这段沟通持续了一阵子，双方都有来往，但核心问题卡在第一条上。
陈独秀在武汉和重庆一带继续活动，没有停下抗日宣传。他四处演讲，写文章呼吁救国，内容多是针对日本侵略和民族危机的实际分析。
同一时期，蒋介石那边也派人拉拢，提出让他当劳动部部长，还给钱让他另立党派，陈独秀全部拒绝。他没去香港，没去美国，就留在抗战区内辗转。
1938年后，陈独秀移到四川江津，生活条件越来越差，靠有限收入维持。1942年5月27日，他在当地因病去世，终年63岁。去世前他没有再入党，也没有去延安，但历史对他的贡献有客观记录。
毛泽东后来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在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时，他被定位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这些评价基于他早期在新文化运动和建党时期的实际作用，没有因为后期分歧而抹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