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因“强奸”女歌手被判7年，在狱中，6次拒绝减刑，理由是“无罪之人不接受减刑”。他在草纸上咬破手指写血状，累计3007份。他就是甘肃武威文化馆干部——裴树唐。

主要信源：（华商网——“强奸犯”昭雪后要求370多万元国家赔偿）

1986年的夏天，甘肃武威的文化馆里，干部裴树唐的生活在一天之内彻底颠覆。

那个年代，一个人的名誉建立起来需要经年累月，崩塌却往往只在一瞬之间。

一场突如其来的强奸指控，让这位受人尊敬的文艺骨干，转眼成了众人唾弃的“罪犯”。

法院的一纸判决，将他投入监牢，刑期7年。

8月5日的下午，文化馆的办公室里，正进行着一场关于职工文艺调演的筹备会。

会议桌边围坐着几位文艺积极分子，裴树唐作为负责人，仔细核对每个人的节目进度。

讨论中，业余歌手刘慧芳在演唱上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她有些吐字不清，气息也控制不好。

散会后，裴树唐本着负责的态度，特意将她留下，从书架上找出声乐教材，为她进行单独辅导。

办公室里回荡着练声的曲调，直到傍晚7点，辅导才结束。

刘慧芳道谢离开，裴树唐则继续整理手头的工作。

当时的他绝不会想到，这寻常的一次课后辅导，会是一场巨大灾难的开端。

9天后，刘慧芳在其未婚夫的陪同下，走进了公安局，以强奸罪名对裴树唐提出了正式控告。

警方随即介入，并在8月30日将裴树唐逮捕。

几个月后的法庭上，双方各执一词。

刘慧芳陈述了所谓的受害经过，而裴树唐则坚决否认，声称自己完全无辜。

基于当时的证据和证人陈述，法院最终认定裴树唐强奸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面对这个结果，裴树唐当庭表示不服，随即提起了上诉。

他的抗争之路漫长而曲折。

先是向武威地区中级法院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他又将希望寄托于甘肃省高级法院，然而经过数年审理，终审裁定依然维持了原判。

牢狱生活艰辛，但他坚持利用一切时间，将案件中的疑点，自己的申辩，一字一句写成材料，寄往各级司法部门。

因为服刑期间表现良好，监狱方面曾六次提出可以为他减刑，但每一次都被他断然拒绝。

在他固执的信念里，减刑是对认罪服法者的奖励，自己既然清白，就一天刑期也不能少，必须用完整的刑期，来对抗这个错误的判决。

7年刑满，裴树唐走出监狱大门，但身上的污名并未洗刷。

他开始了另一场更为艰难的跋涉——寻找当年的控告者刘慧芳。

他花光了微薄的积蓄，跑遍了可能的地方，从甘肃到青海，甚至远赴新疆。

风餐露宿，借钱度日，成了那几年他的常态。

支撑他的只有一个念头：找到她，问出真相。

功夫不负有心人，出狱数年之后，他终于在一个偏僻的地方，见到了已为人妇的刘慧芳。

刘慧芳看到面容沧桑的裴树唐，未等对方开口质问，便情绪崩溃，当场跪倒在地，泪流满面地请求原谅。

她掏出一封早已写好的长信，道出了压抑多年的秘密。

原来，当年的诬告并非其本意，而是受了文化馆某位领导的指使。

那位领导因工作矛盾对裴树唐心存积怨，便以提供工作好处为诱饵，胁迫当时年轻懵懂的刘慧芳及其未婚夫捏造了这起案件。

事后，那位领导并未兑现承诺，而刘慧芳也因内心长期受谴责，生活并不顺遂。

如今，当初策划这一切的领导已经病逝，留下这个难以收拾的残局。

拿到这封充满悔意的信和关键证词，裴树唐看到了沉冤得雪的曙光。

他带着新的证据，开始了新一轮的法律申诉，这一次，他的目标直接指向了北京。

多年的材料积累和坚持不懈的递送，终于引起了最高司法机关的重视。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下达指令，认为该案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要求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

案件由此进入了再审程序。

2010年7月，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开庭，不公开审理了这桩时隔24年的旧案。

法庭的重点放在了重新审核当年定罪的核心证据，尤其是刘慧芳的陈述。

经过细致调查，法院发现刘慧芳当年的证言存在多处前后矛盾，关键情节缺乏其他证据印证，而原审时对这些证据的审查也存在明显疏漏。

一个多月后，法院作出再审裁定，撤销原有一审判决和二审裁定，将案件发回原一审法院重新审判。

2011年1月26日，一份法律文书被送到了裴树唐家中。

那是凉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无罪判决书。

从1986年到2011年，整整25年，裴树唐从一个中年人等成了白发老者，终于等来了“无罪”这两个字。

这份迟来的正义，洗刷了他背负了四分之一世纪的罪名。

同年7月，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国家赔偿决定，赔偿裴树唐因被违法羁押2500多天的赔偿金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总计40余万元。

第二年夏天，凉州区政府正式恢复了他的公职身份，并按照政策核定了他应享有的退休待遇。

尽管金钱和待遇无法换回失去的25年光阴，但这意味着他的名誉和生活，在法律与行政层面都得到了彻底的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