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格·伊普这篇文章写得十分出色。在我看来，他提出的核心观点是：中国产业政策的致命弱点在于其高昂成本与资源浪费，中国财政赤字占经济产出的比重已高于美国。绝大多数贸易与产业政策，本质上都是资源从弱势行业向扶持行业进行转移。放到中国语境下，就是居民部门持续进行大规模显性与隐性的资源让渡，以此补贴基建建设与制造业投资。其他国家也曾推行过类似政策，但中国将这套模式推向了极致，最终造就了史上最低的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以及史上最高的投资占GDP比重，没有任何国家能企及这一水平。以往只要投资整体具备效益、能够带动生产效率提升，这套发展模式就可以维持，投资催生的债务规模，也完全能被实体经济的增长所覆盖。但所有走这套发展路径的国家都会面临同一个结局：有效投资空间逐渐饱和，实际低效投资占比不断攀升，经济体不得不被迫接受投资增速大幅回落，而绝大多数国家都无法及时完成转型调整。这也是此类发展模式最终几乎都会走向债务危机的根源。对中国而言，21世纪00年代末，国内GDP增速开始放缓，信贷规模却反而持续扩张。由于中国绝大部分债务资金都流向投资领域，这意味着彼时国内有效投资缺口已然收窄。但当时中国并未及时调整发展思路，反而继续加码投资，资金大多涌入基建领域——并非国内基建存在迫切刚需，而是为了缓解全球金融危机对本国经常账户顺差造成的剧烈冲击。迟迟不愿主动转型调整，最终导致如今中国债务总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日本，同时债务扩张速度创下历史之最，这套经济增长模式早已难以为继。这也正是伊普在文末所要表达的观点：诸多评论人士认为，中国的产业政策终将因自身内在矛盾走向崩塌，但这一局面短期内未必会到来。伊普的观点切中要害，而这也恰恰是隐患所在。中国制造业的扩张模式虽不具备可持续性，但只要仍有举债空间，这种失衡发展状态便能延续数年；在模式彻底转向之前，还会对海外制造业造成巨大冲击。我认为最理想的局面，是中国开启一场漫长且平缓的经济结构调整。以日本为例，1991年之后，日本耗时17年才将消费在GDP中的占比提升10个百分点，在此期间其全球制造业份额逐步缩水超五成。漫长的调整周期，也给了全球其他经济体充足时间平稳承接产业转移，对冲日本经济衰退带来的冲击。可现实难题在于，调整周期拖得越久，中国债务规模持续膨胀，未来无论是中国自身，还是全球经济，所要承受的转型阵痛都会愈发剧烈。 ——————————佩教授关于华尔街日报的这篇点评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不过中国可能并不想走日本的道路，我把你搞死是不是就可以独占这个产业的所有好处呢？一个产业消失以后要恢复难度比新创产业要难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