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岁月长河中，文明的兴衰更替似乎是历史的铁律，然而中华文明却以其罕见的韧性与生命力，成为人类文明史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奇迹。当我们追问这种“超悠久历史传统”背后的密码时，答案或许并不在于某种单一的纯粹性，而恰恰在于它那如海纳百川般的包容、与时俱进的变通，以及一代代仁人志士的自觉担当。

今天，当世界格局深刻震荡，重新审视这份生生不息的文明力量，不仅是为了理解过去，更是为了启迪未来。在东方卫视5月11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吴新文教授，从中华文明“可大可久”的内在逻辑说起，探讨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深层基因。

《这就是中国》第331集

吴新文：

最近，围绕文明、文明观、文明型国家和中西方文明的讨论，已经成为学术界和舆论场的一大热点。在张维为老师的“文明型国家”理论中，当代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具有“四超”的特点，其中一个“超”，就是“超悠久的历史传统”。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绵延五千多年而未曾中断的伟大文明。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华大地的拓展，中国历史的演变，中国文字、思想、制度和生活方式的传承，都有力证明了这一点。今天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中华文明为什么能生生不息？中国是如何形成超悠久的历史传统的？中华文明延续至今，包含着怎样的“文明基因”？对于这些问题，我和大家分享以下几点观察和认识。

第一点，“可大”的文明才能“可久”。与人类的很多其他文明类型相比，中华文明自形成之日起就保持了较大的规模。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是在较大的地域和人文空间中展开的。“广土众民”，是对中华文明和中国古代国家的形象描述。值得注意的是，中华文明之“大”，不是建立在某种纯粹的宗教基础上，也不是建立在某种单一的生产方式或生活方式基础上。中华文明之“大”，是建立在多样性和丰富性基础上的，博大、广大、盛大。

比如说，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角度来看，古代的中华文明就是一种以农耕文明为主轴，以草原游牧文明与山林农牧文明为两翼，以工商文明和海洋文明为补充，兼具多样性、丰富性和统一性的巨大的复合型文明。进入现代，中华文明又融入了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生态文明、太空文明等新形态，使文明的规模实现了（数）量级的跃升。

中华文明之“大”，在中国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的演变中，也有体现。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确定了中华文明的思想底色。不同思想流派和元素之间相互交流、碰撞和激荡，造就了中华文明宏大的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即使在后来，儒学成为中国大一统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儒学已经是吸纳了道家、墨家、兵家、阴阳家、佛家等其他各家的很多元素和优点，具有较强弹性和韧性的儒学。

图片来自新华社

在人类文明史上，人们不时发现，某些小规模的单一的或纯粹的文明，如古埃及文明或古印加文明，由于无法经受环境的急剧变化和外来强力的严峻挑战而中断或夭亡。相反，由于中华文明是一个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巨大的复合型文明，具有较强的韧性和张力，也具有较为广阔的回旋余地或调整空间。所以在面临内部危机或外部冲击时，虽然会经历文明的起伏乃至低潮，但仍然能够“以退为进”“有弃有取”，做到“东方不亮西方亮”，“无心插柳柳成荫”，延续文明的火种。

第二，变通的文明才能持久。中华文明是如何做到“可大可久”的？可以用一个字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易”。中国古代有一部著名经典，叫《周易》。通常认为，《周易》中的“易”有三层意思：变易、简易和不易。其中变易是关键。中国人常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华文明就是在不断的与时俱进、不断革新中，才做到了生命绵长、生生不息。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革故鼎新”或“破旧立新”式的革命；也可以看到“推陈出新”或“除旧布新”式的改革或改良；还可以看到“返本开新”，或“固本求新”式的复兴。

而贯穿其中的一根红线，就是追求变通、保持活力，而不是墨守成规、僵化保守。我们从“大一统”制度的演变可以较好地理解中华文明的变通性。“大一统”曾经历了从西周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制大一统，到秦汉“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郡县制大一统，再到唐元明清“四海一家”的混合制大一统这样一种变化。而中国当下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就是中国古代“大一统”国家的升级版。中华文明所蕴含的革新、变通的精神，帮助中华文明，经受了很多文明危机，实现了文明的延续和升华。

第三，学习型文明才能长久。中华文明的博大、多样、丰富和变通等特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人重视学习和教育的传统。中国古代围绕学习的著述、对话、策问、语录、规章制度可谓数不胜数。中华文明中的学习概念实际上是一种“大学习”的概念。不仅在时间上强调“活到老，学到老”；在内容上强调“学海无涯”“学无止境”；而且在学习的对象上强调不拘一格、博采众长。不仅向书本学习，而且要向大自然学习，向榜样学习，向人民学习，向外国学习，向实践学习，向错误和失败学习，甚至有时候要向自己的敌人学习。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讲的不仅仅是要把书本知识和实践知识结合起来，而且也要体验各种学习、场景，向各种学习对象学习，做到“学而不厌”。在不同文明的交流和碰撞中，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大的学习运动。第一次是东汉之后，随着佛教的传入而展开的学习运动；第二次是20世纪初，特别是十月革命之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三是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后向西方文明的大规模学习运动。三次学习运动分别伴随着佛教、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明成果的中国化，并取得了很大成功。在此过程中，中华文明既坚持了自身的主体地位，又吸纳和消化了新的元素，发展壮大了自身。

第四，先进性群体是文明的担纲者。文明的传承和延续，关键在人。与重视器物、制度和观念的西方文明相比，中华文明特别重视人，认为产生一批出类拔萃的人是文明的标志。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有赖于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仁人志士、圣贤君子、清官能吏、硕学耆儒。也就是说，有赖于中华民族的先进性群体。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先进的儒家士大夫阶层，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士大夫阶层的先进性，集中体现在儒家对“圣贤”“君子”“大丈夫”或“儒者”人格的建构和褒扬之中。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每到内忧外患、文明危机或衰败的关键时刻，总有一批君子贤人、仁人志士，不畏艰困、挺身而出，以一种“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精神，自强不息、上下求索，接续文明的薪火。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几代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彰显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先锋队本色。

总之，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不坠，与建立在多样性和丰富性基础之上的中华文明之“大”相关，与中华文明不断追求，革新和变通相关，也与中华文明热爱学习并善于学习，开放包容的特质相关。而不同时期的先进性群体是中华文明的担纲者、传承者和弘扬者。这就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文明基因。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