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24日夜，成都东校场，30军参谋长何沧浪拍桌拔枪对军长吼道：“这枪，今天该对谁开？”
你以为是忠诚和信念的冲突？别天真了。
那天晚上，军长鲁崇义平静地宣布起义。何沧浪却涨红了脸，拍桌子吼着“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然后拔出了枪。他问军长枪口该对谁，其实他真正的问题是对自己：我这辈子跟着国民党混的半生资历，难道就这么清零了？
这不叫忠诚。这叫不敢面对沉没成本。
你想想，一个在旧军队里混了半辈子的人，早就把全部身家——地位、人情、政治立场——都押在了一条船上。现在告诉他船要沉了，该怎么选？换个船？可换船就意味着承认：我之前全押错了。那我在弟兄们面前怎么抬得起头？我的脸往哪儿搁？
所以他宁愿死。不是多勇敢，是认错比死还难受。
鲁崇义选择了止损。何沧浪选择了死撑。最后起义成功了，何沧浪的子弹没射出去，但他的余生要怎么面对自己那半辈子的投入打了水漂？
说白了，你死死抓住一件已经没有出路的事，不是因为你重情重义，而是你不愿承认自己当初的选择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这才是人性最残酷的地方。死路走到底的，往往是最舍不得回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