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底，焦裕禄向组织申请回山东老家看望老母亲，找到县长程世平说：“老程，你手头宽不宽裕，能不能借我点钱？”

主要信源：（央视网——从历史档案再读焦裕禄）

1963年底，县委书记焦裕禄裹着一件满是补丁的旧棉袄，步履有些沉重地走进了县长程世平的办公室。

他没多寒暄，开口便想借三四百块钱。

程世平看着眼前这位搭档，心里很不是滋味。

焦裕禄的棉袄早已洗得发白，肘部、肩头和下摆都打着颜色不一的补丁，而且棉袄里空荡荡的，连件贴身的秋衣都没有。

他借钱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带着一家老小，回山东老家看看年迈的母亲。

这个请求让程世平愣了好一会儿。

一个主政一县的书记，工资不算低，可临到年关，连回乡的路费都凑不齐。

他打量着焦裕禄那身难以御寒的行头，忍不住说，你就穿这身回去，老母亲见了得多心疼。

焦裕禄只是笑了笑，没接话。

那时他每月工资130多元，以当时的物价，这本足以让一个小家庭过得宽裕。

但焦裕禄家里有10口人吃饭，除了他和妻子徐俊雅，还有6个年幼的孩子，以及需要赡养的老人。

平均下来，每人每月的生活费不过10多元，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但这并非全部。

焦裕禄有个出了名的“毛病”：见不得群众受苦。

下乡走访时，看到谁家揭不开锅，孩子没钱上学，他就从自己本不丰厚的工资里掏钱接济。

他的钱就像撒胡椒面一样，无声无息地贴补给了那些更需要的人。

因此，他常常是“月光族”，甚至入不敷出。

1962年底他从尉氏县调到兰考时，全部家当只用一辆卡车就装完了，车斗里空荡荡的景象让不少前来帮忙的同事感到心酸。

关于他的清贫，有几件小事让人印象极深。

一次他去理发，理完发现自行车钥匙不见了，遍寻不着。

最后通讯员发现，钥匙从他棉裤口袋的破洞滑落，掉进了裤腿里。

堂堂县委书记，棉裤口袋竟然是漏的。

还有一次，上级拨下一批救济棉花，负责发放的干部看焦裕禄的棉袄实在破旧不堪，便想照顾他三斤，让他做件新袄。

妻子徐俊雅拿到棉花票时很高兴，可焦裕禄回家知道后，坚决地退了回去。

他的理由很简单：兰考还有那么多群众缺衣少穿，这棉花是救济他们的，自己绝不能特殊。

他对家人也严格到近乎不近人情。

城关渔场养出了鱼，负责人为表感谢，送了一小桶活鱼到他家。

孩子们见了活鱼欢喜不已，焦裕禄回家得知后，却耐心地教育子女不能占公家便宜，让大儿子国庆把鱼原封不动地送了回去。

大女儿守凤初中毕业，好几家好单位主动要接收，他却把女儿安排到了食品厂最苦最累的酱菜组。

还特意叮嘱厂长要严格要求，不能因为是他的女儿就给予照顾。

女儿一度很不理解，许多年后才明白，父亲是要他们记住，不能有任何特权思想。

还有一次，儿子国庆没买票，靠着父亲的名头进剧院看了一场“白戏”。

焦裕禄知道后严厉批评了他，并让他拿自己的钱去补票，还因此促成县委出台了“干部十不准”的规定。

更让人揪心的是他对待自己身体的态度。

早在1963年，他的肝病就已十分严重，但他总以为是胃疼，不当回事。

疼得厉害时，就用钢笔、茶壶盖甚至鸡毛掸子一头顶住肝部硬扛。

办公室那把旧藤椅的右边扶手，被他顶出了一个窟窿。

到后来，为了按压止痛方便，他棉衣的第二、三颗扣子索性总不扣上。

同志们劝他休息看病，他总说工作忙，放不下。

直到1964年春，他被强行送医，确诊时已是肝癌晚期。

在病床上，他清醒时最关心的仍是兰考的沙丘治好没有，庄稼淹了没有。

他拒绝使用昂贵的镇痛药，说把药留给更需要的同志。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病逝，年仅42岁。

临终前，他叮嘱妻子，以后日子再难，也不要向组织伸手要补助。

他走后，家里的境况更为艰难。

妻子徐俊雅一人靠着微薄的工资和抚恤金，拉扯六个孩子和赡养老人。

有一次，她拿10元钱去买鸡蛋，摊主借口换钱，拿钱后一去不回。

这10元钱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损失，徐俊雅回家后难过地哭了好几天。

即便如此，这个家庭始终牢记焦裕禄的嘱咐，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特殊要求。

徐俊雅将丈夫的旧衣服拆改给孩子们穿，常常一边缝补一边流泪。

2005年她病重住院时，对子女的嘱托依然是：不要给组织添麻烦。

光阴流转，兰考的面貌早已翻天覆地。

当年焦裕禄带领群众种下的泡桐苗，已蔚然成林，成为兰考的象征和百姓的“绿色银行”。

焦裕禄当年立下的规矩、他清贫自律的故事、他鞠躬尽瘁的事迹，并未随岁月湮没，反而在兰考百姓的口口相传中，在中原大地上广为流传。

他的事迹被载入党史，他的精神被时代铭记。

那张他曾坐过的、右边扶手被顶出大洞的藤椅，如今静静陈列在兰考焦裕禄纪念馆里，成为最震撼人心的展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