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南京解放后，一个阔太太穿着旗袍来到了35军军部，对门口的哨兵说："我是陈修良，请你们军政委何克希出来见我！"

哨兵看着眼前这名打扮显眼、戴着耳环的妇人，心中满是疑虑。当时南京城内的特务还未完全肃清，任何人都不敢随便放行。可是当陈修良的名字刚传进楼里，楼内立马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何克希几乎是跑着冲出来的，何克希连衣扣都没来得及整理好。

何克希一看到陈修良，眼眶立刻红了，当着众人的面大喊了一声：“老陈！”这两个字，把周围的士兵全部喊懵了。众人眼中这位穿旗袍的阔太太，真实身份是国民党特务机关追捕多年都没有抓到的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

陈修良能活着露面，是一件极具振撼力的事情。1946年之前，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多次遭到破坏，前八任市委书记全部牺牲，南京城对地下党员来说充满致命危险。

时间回到1946年春季，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城市工作部南京工作部撤销。组织决定派陈修良秘密进入南京城区，组建全新的中共南京市委。

陈修良早年曾担任向警予的秘书，并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来还创办过中共华中分局机关报《新华报》，拥有极其丰富的情报工作经验。

临行前，陈修良与丈夫沙文汉在长江北岸告别。沙文汉赠送给陈修良两句古体诗：“欲得虎儿须入穴，如今虎穴是金陵。”陈修良带着这股坚定的心态，化名“张太太”潜入南京。

陈修良经常出入富商和官员的太太圈，陪富太太们打牌聊天，参加各种饭局。陈修良坚持单线联系原则，极力减少横向联系，把中共地下党员悄悄安插进警察、交通、电力等关键系统。

让南京地下党员的数量从最初的一百多人发展壮大到两千多人。在1947年南京爆发的反饥饿学生运动中，这些地下党员为稳定局势提供了巨大支撑。

在复杂的地下工作中，陈修良主导了一次决密级别的情报获取行动。当时，陈修良需要去市委委员方休家里进行单线工作交接。方休十分紧张地告诉陈修良，方休的妻弟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刚从重庆出差回来，目前暂时居住在方休家中。

方休建议陈修良近期停止往来以免暴露身份。陈修良听完方休的汇报后，要求方休静观其变，密切留意妻弟的动向。几天后，方休向陈修良报告，妻弟出门办事，将一个手提包留在了家中，手提包里装着一份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密码本。

陈修良拿走密码本，转交给情报负责人卢伯明。卢伯明加快写字速度，将整本密码本完整抄录下来。抄写完毕后，陈修良把原版密码本放回原处，全过程没有任何人察觉。事后，党中央专门发来电报进行嘉奖，认定这份军事密码本对掌握敌军调动情况起到了关键作用。

到了1948年12月，陈修良开始执行策反国民党精锐部队的任务。陈修良将目标锁定在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经过多方部属，陈修良成功策动了飞行员俞渤机组。

行动当天，俞渤和几名已经联络好的军官进入大校场机场，驾驶一架满载炸药的B-24轰炸机升空。俞渤为了给国民党内部制造压力，驾驶轰炸机在机场上方投下四颗炸弹，随后又飞往总统府上空投掷炸弹。

由于起飞时间紧迫，再加上投弹系统被潜伏在其他系统的地下党员破坏，炸弹并没有击中总统府建筑。俞渤成功开创了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机起义的先例，这一事件严重动摇了敌军的作战意志。

空军起义取得成功后，陈修良着手策反国民党海军中装备最优良的“重庆号”巡洋舰。“重庆号”巡洋舰拥有先进的炮火装置和雷达设备。

陈修良安排南京地下党骨干毕重远潜入国民党军舰士兵训练班。1948年8月，毕重远多次与舰长邓兆祥进行秘密交谈。邓兆祥得知策反行动是由中共南京市委直接领导后，邓兆祥当即下定起义决心。

1949年2月25日凌晨1时，士兵解放委员会出面拘禁了舰上所有反对起义的军官。邓兆祥亲自下达开航命令，指挥“重庆号”驶入解放区。马克思曾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陈修良在南京期间，不仅策动海空军精锐起义，还成功策反了国民党首都警卫师中将师长王晏清。

南京解放后，陈修良顺利完成地下工作使命。晚年的陈修良被上海社会科学院聘为党委顾问和党史研究员。陈修良克服身体病痛，根据亲身经历撰写并口述了大量真实的党史资料，直至1998年11月在上海逝世。陈修良留下的这些历史卷宗，清楚记录了那段充满危险的真实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