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苏联违约，召回了在华科学家，临走时，一苏联专家悄悄告诫核研所："你们有王淦昌就够了，他是核武研究专家，即便我们离去也无妨。"

这句话说得轻巧。留在核研所的年轻技术员盯着桌上摊开的俄文图纸，心里并不踏实。那些仪器有的装了一半，安装说明里有几个关键参数只存在于苏联专家的脑子里，从未落成文字。王淦昌的名字被反复提起，像一块压舱石，但压不压得住，那时候没人说得准。

1955年1月，中苏双方签署协议，苏联答应帮助中国建立核研究基地，提供研究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1956年，苏方更进一步，白纸黑字承诺将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技术资料。

这个消息在中国核工业圈子里引发了不小的振奋，核研究基地的基础设施开始一点点搭建。然而，1959年6月，苏共中央突然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技术资料，理由是"当前时机不宜扩散核技术"。这个口子，比1960年大规模撤援早了整整一年，外人却没几个留意到。

把这段关系往前捋，要回到1950年2月14日。那天，《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正式签署，苏方外长维辛斯基与周恩来分别代表两国，条约有效期三十年。

苏联承诺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低息贷款，年息1%，专门用于购买苏联机器设备。此后数年，两国陆续签署经济技术协定，由此形成了那批后来被称作"156项重点工程"的援华项目。

这批工程的规模，今天回头看仍然惊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1953年7月奠基，1956年7月下线第一辆解放牌卡车CA10，设计原型是苏联吉斯-150型卡车。

驻厂苏联专家从选址、布局到设备调试全程参与，从奠基到投产不足三年。武汉钢铁公司、包头钢铁公司、沈阳第一机床厂，背后都是同一套援助体系在撑着，钢铁、煤炭、机械、军工几乎触及当时中国工业的每一处关节。

这份合作能走到这一步，与1949年底那趟莫斯科之行分不开。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这是他一生中极少数几次出国访问之一，核心目标就是废掉1945年国民政府与苏联签下的旧条约，重新签署一份平等的同盟协定。

到了莫斯科，斯大林并不急着谈，毛泽东在别墅里干等了好几个星期，正式会谈迟迟排不上日程。卡着的症结在于，动旧条约等于动雅尔塔体系里苏联在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的既得利益，斯大林拿着算盘，英美那边的反应同样得算进去。

僵局到1950年1月才有了转机——英国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西方阵营的统一立场出现裂缝，谈判才真正往前走。

等待期间毛泽东未置一词，但那些煎熬的日子，恐怕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不是每一段合作都能善始善终，但每一次决裂都能照见人心。"这话用在中苏之间，并不夸张。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最后一天的秘密会议上，赫鲁晓夫系统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与历史错误，报告随后经由波兰党流传至西方媒体，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震动。

中共中央对次反应复杂，当年4月《人民日报》发文，给斯大林定了性："功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表面是历史评价，实则划下了一道思想的边界。

分歧此后逐年累积。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各国共产党会议上，彭真代表中共与赫鲁晓夫当场交锋，苏方散发批评中共的备忘录，中方予以强硬回应。

同年7月，苏联照会抵达北京，专家撤，顾问撤，协定废，合同停。核研所里那些半装完的仪器还摆在原处，图纸还铺在桌上。王淦昌的名字再次被人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