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安心处：由朱敦儒词解内耗之困》

天地为逆旅，光阴乃过客。世之人多为名利所缚，奔竞终日，形神交瘁，此之谓“内耗”也。然千载之前，有词俊朱希真者，以一支凌云健笔，凿破藩篱，书就“不内耗”之答案。

且说那朱敦儒，字希真，洛阳人也，时人誉为“洛中八俊”之“词俊”，清高自许，志行高洁。早年两度举荐为学官而不就，居于洛阳山水间，尝作《鹧鸪天》云“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分付与疏狂”，其不屑俗务之态，溢于言表。然靖康之变起，宋室南渡，希真不得已避乱南雄，一腔报国之志困于风雨飘摇。绍兴间应召出仕，历官秘书省正字、浙东提刑，孰料因与主战派李光往来，遭人弹劾结党，罢官免职，被迫退居嘉禾。半生起落，至此方知世事如梦、人情似纸，遂筑别墅于放鹤洲，终日读书饮酒，怡然自得，其代表名作《西江月》即出此时。词曰：

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不须计较苦劳心，万事原来有命。幸遇三杯酒好，况逢一朵花新。片时欢笑且相亲，明日阴晴未定。

细读此词，上阕以“春梦”写世，“秋云”喻情，何其悲凉？然下阕笔锋陡转，“幸遇”与“况逢”二语，似拨云见月，自愁闷而豁然开朗。希真深谙世事人情后，非沉溺于愤懑，反劝世人且惜当前之酒，莫问明日阴晴，此乃暮年大彻大悟之语也。诚如词末所叹，纵使前程晦暗，但当下一朵新花、三杯美酒，便抵得万古千秋。

推其心境，与朱敦儒前后辉映者，莫过于东坡居士。元丰年间，苏轼因乌台诗案蒙冤入狱，百余日囹圄之辱，几近死地，后贬谪黄州，穷困潦倒。换作常人，或怨天尤人，或郁郁而终。然东坡非但不颓唐，反于城东东坡垦荒种麦，躬耕自乐，取“东坡居士”为号，兴起时泛舟赤壁，写下“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之旷达绝唱。世人问其何以处困厄如此从容，东坡笑答：“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其以赤子之心笑对风霜，视荣辱如浮云，此非与希真“不须计较苦劳心”之言如出一辙乎？

由宋上溯东晋，陶渊明之故事尤耐寻味。义熙元年，彭泽县令陶潜到任仅八十余日，郡督邮至，吏请“束带见之”。渊明抚须长叹：“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耶！”语毕即解印去官，归隐田园。此后十余年间，或采菊东篱下，或悠然见南山，虽箪瓢屡空，晏如也。渊明弃官之决绝，正是希真“万事原来有命”之前驱——与其委屈求全，不如率性归真。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写道：“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一言道破千古迷悟：放下尘网羁绊，方得自在清风。

至于竹林名士刘伶，其放纵不羁更见另类豁达。刘伶尝纵酒放达，一日裸形于屋中，人见讥之，伶正色道：“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其狂态虽怪诞，然置诸魏晋乱世，实为蔑视礼法、以嬉笑怒骂求心身自由之举。昔日刘伶携酒乘车，嘱仆人携锄随后，曰：“死便埋我。”生何所恋，死何所惧，此人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视天地为一朝，以万朝为须臾，其纵情逍遥，不啻为一剂猛药，强令世人抛却蝇营狗苟之计较。

纵观上述诸贤，朱敦儒以“片时欢笑且相亲”劝慰，东坡以“一蓑烟雨任平生”自勉，渊明以归去来兮成高格，刘伶以天地为屋作狂态——其言其行各异，其心则同。盖因繁花过眼，功名虚幻，百年瞬息，何苦为彼所缚？今之所谓内耗者，正坐此患。若效希真翁，世事随缘，人情看淡，知命不忧，惜花恋酒，则内耗自消，神清气爽。正如当今有识之士所言：所谓百年功名，千秋霸业，万古流芳，以及一切的一切，与一件事情相比，其实都算不了什么——这件事情，就是用你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

放下执念，欣赏花开；抛开焦虑，品味酒香。明日阴晴未定，今日且快活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