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夏斗寅当上湖北省主席后，与驻鄂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的矛盾日益激化，闹得不可开交。蒋介石为此痛骂湖北省官员：“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我看没有说错。
湖北官场这一场争斗，表面看是夏斗寅和何成浚两个人不合，往深处看，其实是南京政府控制地方时留下的老毛病。一个地方既有省政府，又有绥靖公署，行政权、军权、财政权相互交叉，谁都想说了算，谁也不愿退一步，矛盾迟早会爆出来。
1932年3月，夏斗寅接替何成浚，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此前从1929年5月起就在湖北主政，虽然交出了省主席位置，却没有真正离开湖北权力圈。

这样一来，湖北等于出现了两个中心。夏斗寅不是没有军事实力。
1930年前后，他曾任武汉警备司令，又在中原大战中替蒋介石出过力。靠着这些经历，他才一步步接近湖北省主席的位置。
可坐上椅子是一回事，坐稳又是另一回事。何成浚也不是普通人物。
他是湖北随州人，资历比夏斗寅更深，长期在国民党军政系统中活动，善于联络各路地方武装，也善于替蒋介石收拢不同派系的人马。很多人把他看成会办事、会周旋的人物，在湖北军政圈里影响很大。
问题就在这里。夏斗寅刚上任，最怕别人说他只是被蒋介石扶上来的；何成浚失去省主席名义后，也不愿让夏斗寅轻易把湖北变成自己的地盘。
一个急着立威，一个不愿让权，湖北政局自然难以平静。1931年武汉大水灾刚过去不久，地方恢复、灾民安置、财政压力都很重。
湖北又处在长江中游，武汉是交通要地，南京方面对这里格外看重。夏斗寅抓住灾后治理和地方治安问题，指责何成浚过去处置不力，甚至把“防洪失职”“绥靖无方”拿出来做文章。
何成浚当然不会束手认输。他手里还有绥靖公署这个平台，也有老关系、老部下和地方人脉。
省政府发出去的命令，如果军方不配合，事情就难办；绥靖公署要推动安排，如果省政府不支持，也会卡住。于是，很多该解决的事情，被两边的暗斗拖慢了。
蒋介石最不愿看到的，是湖北失控。他需要湖北听南京的话，也需要武汉保持稳定。
但他又不完全放心地方实力派坐大，所以常用互相牵制的办法控局。夏斗寅和何成浚斗得越厉害，蒋介石表面上生气，实际上也更容易从中拿回主动权。
可这一次，他的话说过了头。蒋介石骂湖北省官员互相攻击，本来针对的是当时那批军政人物；但一句“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传开后，味道就变了。
它不再只是批评几个官员，而是把整个湖北人都带了进去，这自然会引起反感。湖北人并不怕别人说他们精明能干，可把精明说成狡猾，把地方性格说成群体问题，就是另一回事。
更何况，当时的湖北刚经历军阀割据、水灾冲击和政局拉扯，百姓本就不容易。上层官员内斗，却让普通湖北人一起背上地域标签，这并不公道。
风波起来后，蒋介石也知道不妥。他身居高位，不愿公开低头，于是由宋美龄出面，招待湖北各界人士，借茶话会缓和气氛。
话说得圆一些，场面做得柔一些，事情才慢慢压下去。但这句话留下的刺，并没有那么快消失。
夏斗寅最后也没有在湖北站稳太久。1933年7月，湖北省政府主席一职由张群接任，夏斗寅离开了湖北最高行政位置。
他原本想借湖北老乡身份和蒋介石信任扩大势力，结果反而让蒋介石产生戒心。对蒋介石来说，地方人物可以用，但不能让他们真正坐大。
何成浚的影响也没有立刻消失。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湖北省政局再次变化，何成浚还曾代理并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
由此也能看出，民国时期的官场并不是简单的谁赢谁输，今天被排挤的人，明天可能又被重新启用，关键看局势需要。这场争斗的荒唐之处，在于双方都说自己是为湖北办事，可真正投入精力最多的，却是争位子、争面子、争人脉。
地方治理最怕的就是这样：灾后恢复还没做好，军政关系先乱了；百姓的问题还没解决，官员之间已经互相告状、互相牵制。夏斗寅和何成浚的矛盾，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权力冲突，不能拿来证明某一地的人如何。
湖北出了辛亥首义的风云人物，也有大量普通百姓在动荡年代里求安稳、求生活。用一句带刺的话概括一省人，既粗糙，也不负责任。
从这段历史看，蒋介石真正担心的不是湖北人会不会内斗，而是湖北这块战略要地能不能被南京牢牢控制。武汉是长江要冲，牵动华中局面。
谁掌握湖北，谁就能在军事、交通、财政上占据重要位置。所以，他既骂官员内斗，又利用这种内斗重排地方权力。
地方官员如果只盯着位置和派系，治理就会变成空话；上级如果总靠制衡和猜疑控局，也很难真正形成稳定秩序。
夏斗寅想靠靠山坐稳湖北，何成浚想凭资历守住影响，蒋介石想借双方矛盾加强控制，最后留下的却是一场难看的官场风波。评价历史人物，要看具体行为和实际后果，不能把责任推给一个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