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五重间谍袁殊，被76号逮捕，李士群要他招供，谁知他却一点不慌，反而淡定地说：“我的身份，岩井英一知道，你打电话问他吧！”
上海沦陷后的1939年，最可怕的地方之一，就是极司菲尔路76号。这里不是普通办公楼，而是汪伪特务机关的巢穴。
人一旦被押进去，能不能活着出来，很难说。袁殊偏偏就在这一年，被李士群的人扣住了。

李士群不是一般角色。他和丁默邨等人依靠日本势力，在上海制造恐怖气氛，专门搜捕抗日志士和各方情报人员。
军统在上海的力量受到严重打击，戴笠也急了，要求袁殊设法除掉这个据点，最好连李士群一起解决。袁殊接下这个任务时，并没有选择硬闯。
76号戒备森严，门口有岗哨，里面有枪手，贸然行动等于送命。他观察地形后，想出一个办法：从旁边菜地秘密挖地道，通到76号地下，再安放炸药。
这个计划听起来大胆，但在当时并非完全没有机会。为了让行动更稳，袁殊亲自测绘地形，计算距离，安排人手。
地道一点点往前挖，眼看就要接近目标，偏偏最危险的变数出现了。军统上海区负责人王天木被捕后叛变，供出了不少秘密，其中就包括袁殊的身份和这次行动计划。
这一下，袁殊被推到了刀口上，他明面上是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的重要人物，背后又牵着更多关系。76号抓到他，自然不会轻易放过，李士群想从他嘴里撬出更多东西，也想借这个案子向日本人表功。
审讯室里，李士群以为自己占尽上风。一个被供出来的军统人员，落在76号手里，正常情况下很难翻身。
可袁殊没有慌。他很清楚，自己身上最值钱的不是某一个身份，而是多方势力都以为他“有用”。
面对逼供，袁殊没有急着解释，也没有低头求饶。他只抛出一句话：“我的身份，岩井英一知道，你打电话问他吧！”这句话的分量，李士群心里清楚。因为岩井英一不是普通日本人，而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也是日本外务省情报系统在上海的重要人物。
更关键的是，岩井英一和袁殊早有交往。袁殊年轻时留学日本，懂日语，熟悉日本社会，后来又以记者、文化人身份活动，很容易接触日本外交和情报圈。
岩井英一看中的，正是他这种能写、能说、能办事、还能穿梭各方的人。李士群虽然凶狠，但他也明白76号并不是谁都能惹，汪伪特务机关背后离不开日本力量，而日本内部也有外务省、军方等不同系统。
岩井英一代表的外务省情报线，与76号背后的力量并非完全一条心。袁殊把这个名字抬出来，就是把李士群逼进了两难。
如果李士群继续严刑逼供，万一岩井英一追究，他不好交代；如果马上放人，又显得76号丢了面子。可在当时的上海，面子再大，也大不过日本主子的态度。
最终，岩井英一出面，袁殊被从76号转出，逃过了一场大难。这件事真正让人感到复杂的地方，不是袁殊临危不乱，而是他的身份太特殊。
袁殊的根本身份，是中共秘密情报人员。他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在潘汉年等人的领导下进入隐蔽战线。
这个身份，才是他一生行动的底色。可是为了做情报工作，他必须披上很多层外衣。
他曾打入中统，又和军统发生联系，还进入日本情报圈，同时在汪伪系统里活动。外人看他，常常觉得他身份混乱，甚至难以判断立场；但从隐蔽战线角度看，这些身份正是他获取情报、保存力量的掩护。
袁殊不是靠蛮干活下来的。他懂得观察局势，也敢在危险中下注。
76号被捕这一次，他能脱险，并不是一句话有多神奇，而是前面多年经营出来的人脉和身份起了作用。岩井英一愿意保他，除了私交，也因为袁殊对日本外务省情报系统有利用价值。
从76号出来后，袁殊并没有真正安全。他被安排住进百老汇大厦，表面上受到照顾，实际也在日本人监控之下。
后来，他在岩井英一系统内活动，并参与所谓“兴亚建国运动”，还在汪伪政权中担任职务。这些经历让他的外在形象更加复杂，也让后人看他时容易产生误解。
但隐蔽战线最难的地方，正在这里。很多事情不能当场解释，也不能公开证明。
袁殊越是深入敌方内部，表面上越像“投靠”敌人；他越要获取核心情报，就越要忍受误解和风险。这种工作没有鲜花，也很少有掌声，甚至一不小心就会被历史表象吞没。
1940年前后，袁殊通过在日本方面的接触，判断日本战略重心可能由“北进”转向“南进”，并把这一重要信息传递给中共情报系统。这类情报在当时极有价值，因为它关系到日本是否会北上进攻苏联，也关系到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判断。
抗战胜利前后，袁殊逐渐脱离汪伪和日本情报圈。1945年10月，他秘密转移到苏北解放区。
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被安排从事情报研究工作，主要关注日本、美国等方向。这样的经历说明，他并不是单纯靠传奇故事留下名字，而是在长期隐蔽工作中发挥过作用。
袁殊的一生也并不轻松。他后来因为潘汉年案受到牵连，经历了漫长审查和磨难。
直到1982年，他恢复名誉和党籍。1987年11月26日，袁殊在北京去世，终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