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决意坚守长沙，胡琏宋希濂却拒绝执行命令，何应钦感叹只能选择辞职吗？
1949年2月，依山傍水的江西上饶忽然喧闹起来。第二编练司令部挂牌不到半月，征募公文已像雪片一样飘向赣南十余县。县里父母官被要求“十天内补足名额”，否则就地撤职。老乡们看到新旧军装夹杂的队伍在街口排成长龙，才知道淮海战役里的残兵败将正被重新拼装，新的第十八军和第十军很快冒了出来。不到两个月，登记、体检、缝补军服一气呵成，兵力猛增到六万。有人感叹，这支差点在中原被歼光的“土木系”又活过来了。
编练司令部高效率的背后，是一整套“戡乱动员”体系在发力。联勤总部把最后一批美械吉普、轻坦克优先拉到上饶，弹药箱堆得像小山。教官们连夜编写简易教材，一周枪支分解，一周野外行军，再加一次实弹射击，就算毕业。对胡琏来说，这样的速成或许粗糙，却是当下唯一能握在手里的筹码。他嘴上说的是“保卫长江”，心里却清楚：真正的靠山在台北阳明山那位“老总”。

4月下旬，长江防线轰然告急。武汉失守，白崇禧把地图摊在长沙行辕的长桌上，红笔圈出赣北和湘西两道侧翼。“只有箍住两翼，长沙还能喘两口气。”这是白的老一套——当年保卫长沙的经验，但这次他手里的牌不再听话。何应钦连夜拍电报，命胡琏的第十二兵团北上抚州，堵住赣江渡口。命令发出不到两小时，电台那头归于沉寂，胡琏关掉了发报机。
外界后来才知道，胡琏先把一份更长的电报发往溪口，请示蒋介石。答复只有两句：保存实力，向东南机动。于是第18军和新编第19军绕过赣北，往汀州、潮汕方向疾行。何应钦拍案而起，拨通电话质问，只得到一句冷冰冰的回声：“职遵最高命令。”随后电话被挂断。会客室里有人听见何嘟囔，“这仗还怎么打？”这一声叹息，在很多人看来几乎是对指挥链彻底松散的宣判。

长沙的另一侧，宋希濂也在按自己的算盘行事。守常德还是西撤？白、西南绥署、行政院三头拉锯。何应钦再度亲自出马，电话里劝了半小时，宋只回了五个字：“要听领袖指示。”就此西进恩施。左翼空了，右翼空了，白崇禧明白，再硬撑只是多添尸体。7月末，他悄悄把人员和档案装上火车，留下一句“此城可守亦可不守”。
8月4日清晨，长沙上空传来第一声礼炮，那不是炮战，而是起义礼炮。陈明仁、程潜宣布“与桂系划清界限”，城门大开。白崇禧在衡阳听到消息，苦笑：“我弄的墙，自己人掏了洞。”随后，他率残部一路向两广退却，桂系最后的精锐第七、第48军也在路上被四野合围。湖南，成了解放军南下的跳板。

与此同时，被何应钦视作救命稻草的胡琏，在潮汕又忙起了“补血”。地方保安团、人夫、警察甚至塾师，都被塞进兵单。短短三周，兵团人数膨胀到九万。外人纳闷，他哪来这么多给养？其实海边盐场、梅州茶山都是后勤仓库，被“代征”后连夜装船。胡琏心里只有一个坐标——金门。蒋介石在台北反复强调：“东南沿海必须留门槛。”

10月9日夜，海面风高浪急，胡琏的两万多先头部队率先登上金门。与此同时，第三野战军在厦门大嶝岛审讯俘虏，仍把这支兵团当作“残余杂牌”。情报误差不到半个月，却足以改变登陆计划。10月24日，解放军第28军的先遣团虽然冲上了古宁头沙滩，但等待他们的，不再是预想中的薄弱守军，而是重新武装、枪炮齐全的第18军。夜色中短兵相接，局面迅速逆转，金门留在了国民党手里。
至此可以看到，1949年国民党似乎仍能在局部制造“奇迹”：一支被歼的兵团，半年里复活并击退登陆部队。然而这份短暂的硬朗掩不住全局的败象。华中崩盘、长江防线洞开、派系各自为战……这些裂缝在武汉、长沙、衡宝、广西一线接连撕开，再坚固的“临时补丁”也无济于事。无数史料表明，缺乏统一指挥的军队，再多兵力也只是数字。把视线停留在金门，仿佛还能看到那支匆忙成形的十二兵团在沙滩上修筑工事、回望大陆，然而决定他们命运的，不是步枪口径，而是早已碎裂的权力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