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时代李敏身份被同学公开后，坦然回应：父亲是他的身份，我过自己的生活！
1952年早春，北京某所普通中学新学期报到，穿着蓝布棉袄的女生排在队伍里，没有校车接送，也没有随行警卫。她叫李敏，彼时16岁，与身旁同学一样背着书包挤进教室——这一幕源于中央当年“干部子女一律到社会学校就读”的要求。
李敏1936年出生，童年在苏联度过。1950年，她随小舅贺怡回国，第一次见到父亲毛泽东。毛泽东没让她直接进中南海，而是领着她步行穿过红墙，“熟悉北京的街味儿，别做客人”，他这么说。父亲还叮嘱秘书，孩子出门别用专车，让她和普通学生一样搭公交。

在那所学校里，李敏的身份一直被刻意隐藏。两年后，班主任在团课上公开了她的家庭背景，教室嗡地一声炸开了锅。有人小声问：“那以后怎么称呼你？”李敏站起身，语气平平：“还是叫我李敏。同学就是同学。”短短一句，把悬着的气氛放回了正常轨道。值得一提的是，那之后她依旧排队打饭、扫地值日，作业也常常因为字迹潦草被老师扣分，没任何特殊通道。
进入北京大学预科时，她遇见陕西小伙孔令华。两个人先是在排球场互递战术暗号，整整一年都不知道对方家世。后来互访家里，才发现孔令华的父亲是1955年授衔的中将孔从洲，两家老人都有些意外，但都点头同意：既然孩子自己合得来，就照普通人家规矩办。

1958年8月的一天清晨，中南海里只摆了几盆月季，一张木桌充当礼台。新娘穿青布旗袍，新郎是灰色中山装。来道贺的多为同窗，少有高干面孔。有人忍不住打趣：“这场婚礼也太简朴。”毛泽东听见笑道：“新社会，婚事不兴排场，热闹就行。”说话间，他把自己从衣袋里掏出的《词选》递给新人，“书比花长久。”气氛随即被掌声填满。
婚后，李敏坚持在外居住。她和丈夫在厂甸附近租了套小屋，20平方米，两人在院子里支起土灶，自己烧水做饭，屋里没有一件豪华摆设。1963年，出于工作需要，她调离中南海。搬家那天，夫妻俩借来一辆木制手推车，几床被褥、一只暖瓶、一口旧脸盆，来来回回推了四趟。街坊后来回忆：“谁能想到那是主席女儿，跟我们过得一样紧巴巴。”

70年代初，李敏育有一双女儿，每月工资不足百元。1974年，毛泽东将个人积蓄平分给几个子女，每人8000元，嘱咐“当以自立为本”。两年后父亲去世，她失去了工作编制。孔令华南下深圳闯市场，李敏则留京照顾孩子，偶尔去档案馆做翻译赚点稿费，生活算不上宽裕，却始终没提过“给我安排”之类的请求。

国家对老一辈革命者家属的保障政策在90年代逐步完善。1996年7月，中央决定给予李敏副军级医疗与生活待遇。消息传到家里，她只是点头：“政策的事，自有组织考虑。”家里的陈设没怎么变，餐桌上依旧是一盘青菜、一碗玉米粥。
很多年后，老同学王桂苡回忆起李敏，说她身上最难得的是一种“在哪儿都不显山露水”的劲头。确实，从校园排队打饭，到推车离开红墙，再到南北奔波谋生，身份这一层光环在她身上始终被压得很低。与其说她是领袖之女，不如说是那个时代平等教育实验的最好注脚：制度给了孩子们和普通人同行的机会，个人修养让这种机会落了地，开了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