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评价少年才子王勃，他为何说王勃一生命运多舛，并写下近千字批语？
620年左右，长安的坊市间忽然冒出一种与六朝旧体大异其趣的骈偶新声，行文轻捷如风，却又绮丽夺目。书生们口口相传四个名字：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几年后，这四位年轻人的文章被后世并称为“初唐四杰”，其中王勃最为亮眼，人生却如流星——明亮转瞬而逝。
王勃生在隋末名门，父亲王福畤后任交趾都督，这一点往往被忽略。少年时他随父辗转各地，11岁即能作文，弱冠便入沛王李贤幕府，挂修撰之名。唐高宗显庆年间，王勃因一篇《檄英王鸡文》触犯龙颜，被逐出长安。诗书满腹，却撞在权力的墙上，前程顿失。随后客居绛州、梓州，辗转虢州时卷入讼狱，险些命丧法场，幸而大赦免死。短短几年，仕途已是起落几番，日后他在诗中写“长风破浪会有时”，听来像豪言，细想却更似自我安慰。

675年八月，王勃南下探父。舟车劳顿，沿淮而行，经寿州、江都，入南昌。正值重阳前后，江西都督阎伯屿在滕王阁设宴，请来名士挥毫助兴。传说中，幕宾已拟好套话，王勃却临风而立，一挥而就，“澹沱江水照晴空”数十句铺陈如飞。席间有人半低声惊叹：“少年，可写得好快！”王勃略一拂袖：“聊申寸心耳。”此刻他年不过二十四五，满怀期许与忧惧，那篇《滕王阁序》成为大唐文坛的华章。他又在楚州郝司户宅为赴任蜀中之友饯行，写下“城阙辅三秦”那篇序，同样气韵生动，却隐隐多了几分身世之感。细数《王子安集》，九成篇章仍出自北地，这两篇南方作品反倒像落在卷册边缘的惊鸿一瞥，昭示着行旅匆匆。

王勃究竟写作这些名篇时几岁？《旧唐书》记其二十八而卒，《新唐书》作二十九，二书皆未写生年。后世议者互有据引，年龄之谜始终悬而未决。半个多世纪前，《初唐四杰集》里王勃《秋日楚州序》标题旁多了一圈朱笔，圈外满是细密字迹：引《唐摭言》年号，核“弱冠”定法，再对比自序“上元二载”与父职调动时间，推得王勃彼时不过二十四至二十六岁。批注作者正是毛泽东。能看出，他不是满足于书本结论，而是把史籍互证、年表对读、作品地理分布统计一并用上。考据为用，推理见功；治国者的眼光，落在一纸骈文，也要弄清来龙去脉。

风格判断更显锋利。毛泽东在页边写下：“此人文章，绮而不弱，雅而多感，一半峻急，一半清新。”这里暗合杜甫的“落笔惊风雨”，却又点出王勃作品里潜藏的郁抑与愤懑。仕途失意带来的压抑，与少年才情的勃发纠缠，正是那股“悲壮之美”的源头。放在初唐文坛的坐标系里，王勃等人的骈文试图挣脱齐梁余绪，向更疏朗的盛唐古文过渡，颇有前锋试阵的味道。如果说陈子昂呼吁“文以载道”，王勃的实践则让人看到可能性：形式依旧华美，内里已在求变。
行文至此，很难不提那场溺亡。广州以南的海面风浪多变，帆船遇潮侧倾，人落波心，不过须臾。亡故时，王勃至多二十八九岁。由此，毛泽东在批注里联想到另一条线——早逝的天才：王弼二十四、李贺二十七、贾谊三十余、夏完淳十七。将近一千三百年的时空，却共享一个现象：青春期竟常是创造力最旺盛的阶段。有意思的是，1958年春夏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谈到青年潜力，他举周瑜、康有为少年得志的例子，言辞直白：“人嘛，活力最盛就在二十来岁。”听者里不少三四十岁的干部，被提醒要给年轻人让路。

回望王勃短暂的生命轨迹，可发现个人才情与时代需求、政治宦海之间的张力。正因为他行经南北、跌宕起伏，文字里才有了那股“秋水共长天”的阔朗，也有“悲来乎，悲来乎”的激越。毛泽东的批注像一束探照灯，把作品背后的时间、地理和心理全部照亮。史料互证的缜密，加上对文体演进的敏感，以及对青年创造力的格外关注，三者叠合，让那一圈朱笔不仅仅是读书笔记，更像是在给后人示范如何读史、读人、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