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七大选出的中央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在延安召开，在七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产生了中央书记处书记：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大书记”，同时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


往前看一年。1944年5月21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开幕，会议一拖就是11个月。毛主席、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毛主席居中主持。
原有领导机构的职权暂时让出一部分，七大筹备、中央日常事务，都压到这个五人组合身上。
能不能合拍，光靠资格不行，得看事情来了谁接得住。七大后来在杨家岭召开，时间是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755名代表聚到延安，其中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背后站着全国121万党员。这种大会，不靠一套磨合成熟的中枢，场面撑不住。
五个人里，朱德压得住军中分量，周恩来长于穿针引线，任弼时做事细密，能把千头万绪捋顺。刘少奇的位置，也不是凭空添进来的。1939年起，他在华中主持大局，先后承担中原局、华中局和新四军方面的重要职务，熬的是硬仗。1942年3月，他奉命返延，路上走了9个月。毛主席一路电询十多次，叮嘱沿途接应保护。12月30日，刘少奇抵达延安。几个月后，他进入中央书记处核心层，这个安排不是礼遇，是中央已经看见他的分量。朱德和周恩来在1945年正式进入书记处，也不是为了把名望摆整齐。朱德长期承担军中重任，抗战走到收束阶段，军事威望不能缺席；周恩来从统战、谈判到对外联络，手里常握着最细也最乱的线头。五人不是同一种人的重复，而是把几种不同的本事拧到了一处。
1943年3月20日，中央机构有过一次大调整。毛主席被推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缩成毛主席、刘少奇、任弼时三人，事情反倒更集中。宣传工作由毛主席牵头，组织工作压到刘少奇肩上，任弼时负责统筹机务，地方重要情况直接往这个中枢送。表面上是机构精简，骨子里是党的最高指挥系统终于拧紧了。到这一步，毛主席的核心地位不只是大家心里有数，组织形式也把话说透了。
这条路并不平顺。再往前拨一点，1937年王明回到延安，中央一度气氛紧绷。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围绕路线问题并不是一团和气。
王明的主张没有变成正式结论，说明党内对方向的判断已经出现新的秤砣。
等到1941年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张闻天认真检讨过去的错误，王明却长期离开重要会议，高层结构虽然没有立刻全盘翻新，旧局面的松动已经藏不住了。书记处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轮廓分明。建党初期党员少，地方组织薄，中央机关不可能铺得太开。
到1927年4月，党员已经有57000余人，比中共四大时增加约60倍，原来的架子就显得窄了。政治局、常务机构、日常工作机关如何分层，开始变成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制度往往不是提前摆好的，是事情把人逼到门口了，才一点点长出来。更早些时候，书记处本身还像个尚未定型的器具。
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中央书记处开始出现，博古负总责。它与政治局常委会的称呼常常缠在一起，边界没那么清楚。长征出发时，装有会议记录和往来文件的担子留在中央苏区，后来又毁于战火，许多制度细节只剩断片。
也正因如此，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格外要紧。书记处该做什么，碰上急事能走到哪一步，中央各部的重要事务该由谁把关，会议都一条条定了下来。
规矩一立，中枢不再全凭旧习惯转。
人事的重心，也在那几年慢慢偏向毛主席。
1938年，王稼祥从苏联回到延安，带回共产国际方面支持毛主席在中央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见。张闻天当时曾提出推举毛主席担任更高的中央职务，毛主席没有顺势往前迈。
可会后，许多实际工作已经向杨家岭集中，会议地点变了，文件署名的排序变了，中央内部谁更能掌住大局，也越来越明朗。
1940年，连王明在公开讲话中都不得不承认毛主席是全党公认的领袖。话说到这份上，气候已经换季了。
1941年8月，书记处工作会议建立，毛主席、任弼时、王稼祥成为必到成员，会议由毛主席主持，任弼时担任中央秘书长。这个安排看着不像惊雷，实际很管用。战争时期事情杂、节奏急，谁来提议程，谁来盯落实，谁来把散乱的线头收回来，都不能含糊。
等到1944年五人主席团运转起来，许多机关里的磨合，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
七届一中全会选出13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把这五人推到书记处书记的位置上，毛主席同时担任三个主席职务。
名义在这一天齐了，关系也在这一天摆正了。
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格局还维持了一段时间。任弼时病重后，陈云先代理，后来正式递补。政权建立以后，中央每天面对的事务陡然加码，单靠书记处已经吃力。
1954年设中央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不是礼节安排，而是案卷、调度、批复一股脑压上来，必须再分一层。
到1956年八大，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建立，“五大书记”的格局才慢慢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