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30岁女硕士，用两条毛巾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留下的遗言，让所有人沉默了

2009年11月26日早上，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宿舍24号楼内，一个30岁的女孩用两条系在一起的毛巾，以半蹲的姿势自缢于盥洗室的水龙头旁。她以一种极为痛苦的方式，结束了本该拥有无限可能的年轻生命。
她的名字叫杨元元。

保洁阿姨推开那扇门的时候，手里的拖把直接掉在了地上。杨元元半跪在那里，脖子套着毛巾，另一端系在水龙头上。那个水龙头离地面不到一米，她只要直起腰，站起来，就能活。可她没有。法医说，她是活活蹲着把自己勒死的，直到最后一刻，她都没改变姿势。

人们在她的遗物里找到一张纸条，上面只有十个字，字迹潦草，像是在发抖：我想活出我自己的样子。
这句话，她憋了三十年。

杨元元1979年出生在湖北宜昌，父亲在化工厂做技术员，是个读书人，脾气好，家里虽不富裕，却也安稳。她六岁那年，父亲因肝病去世，家里的天塌了一半。母亲望瑞玲文化程度不高，一下子成了家里的顶梁柱，白天在工厂做工，晚上还要看大门，一个人拉扯她和弟弟。

从那以后，母亲就给她灌进一个念头：我养你不容易，你得听我的。
这句话像一根绳子，越勒越紧。1998年高考，杨元元成绩优异，她想报考大连海事大学的法律系，那是她从小的梦想。

可母亲一听，断然否决，理由是路太远，路费太贵，家里负担不起。杨元元没有反抗，她想着母亲确实辛苦，就顺从了，改报了武汉大学的经济学专业。那是她人生第一次重大的选择，就这样被轻轻抹掉了。
大学三年级，弟弟也考上了武汉大学。偏偏这时母亲工厂的宿舍拆迁，望瑞玲没地方住了，直接提着行李住进了杨元元的宿舍。室友们当然不愿意，学校无奈，只好给她们单独安排了一间房。

从那时候起，杨元元的大学生活就再也没有了边界。母亲监视她洗澡，理由是怕她浪费水；干涉她交友，不让她和男生说话；就连她谈个恋爱，母亲也要掐断，说谈恋爱耽误学习。杨元元不是没试过反抗，可母亲只要说一句"我养你这么大，你就这样报答我"，她就哑了火，只能沉默。
本科毕业后，杨元元背上了助学贷款。她一边工作还债，一边还想继续深造。

她曾考上过北大的法学自费研究生，可母亲嫌学费太高，坚决反对，她只能放弃。后来西北大学录取她，母亲嫌远，不让去。广西有一份公务员的工作，母亲看不上。浙江义乌有工厂要她，母亲也摇头。凡是母亲不同意的，她都不敢接。她在日记里写，看到母亲为了一分钱和菜贩吵架，她的心好痛，可她又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让母亲难过。

那些年，她换过好几份工作，都不如意。她试过创业，和朋友合办杂志社，半年就倒闭了。她当过培训机构的讲师，收入微薄，还要供弟弟上学，还要听母亲的安排。三十岁了，她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连爱情都是一片空白。

她像一只被线拴住的风筝，飞不高，也落不了地。
2009年，她第四次考研，终于考上了上海海事大学的公费研究生，读海商法。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她哭了。她以为这是命运的转机，以为三十岁了，终于可以重新活一次。可母亲望瑞玲说，上海是个好地方，我要跟你一起去。

杨元元没有拒绝。她从来都不会拒绝。
入学后，母女俩挤在研究生宿舍的一张床上。学校很快发现了，宿管阿姨通知她们，家长不能长住宿舍。

11月21日，宿管再次上门，要求望瑞玲搬离。杨元元急得给学校写申请，求学校体谅她的特殊情况，可规定就是规定。有人传言宿管说了一句"没钱就不要读书"，这话像刀子一样扎进了她心里。她开始怀疑，自己读了这么多书，到底改变了什么。

那几天，她带着母亲四处找房子。上海房租贵得吓人，母亲嫌贵，学校推荐的房子也不肯去。

最后她们租下了一间毛坯房，月租四百五，里面空空荡荡，只有水泥地和一床薄被褥。11月25日晚上，杨元元陪着母亲在那间冰冷的屋子里打地铺。她看着母亲躺在地上，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死了。她对母亲说，地上太冷了，我回学校问问，我们还是得住回宿舍去。那是她留给母亲的最后一句话。

11月26日清晨，她独自回到宿舍。同学们都还在睡觉，她走进卫生间，把两条毛巾系在一起，挂在水龙头上。那个水龙头离地面不到一米，她半蹲下去，把脖子套了进去。只要她愿意，随时都能站起来。可她选择了蹲下去，再也没有起来。

她死后，母亲望瑞玲带着弟弟和亲戚找到学校，张口就要三十五万赔偿。
校方不同意，说已经提供了帮助，最后出于人道主义给了十六万慰问金。望瑞玲用这笔钱安葬了女儿。很多人后来指责这位母亲，说她吸干了女儿的血，说她是凶手。可望瑞玲大概永远不会明白，她以为是爱，其实是枷锁；她以为是保护，其实是绞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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