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0年多尔衮狩猎骤然去世，清史专家考证：多尔衮的死亡真相是否真的存在疑点？
1635年初秋，黄河套上一场冷雨刚停，随行将士围在营火旁，看着身披银盔的多尔衮低声说道：“只要额哲肯开口，草原就能变天。”短短一句，却揭开了他在漠南蒙古的招降大戏。林丹汗病逝未久，察哈尔部主心骨散乱，多尔衮趁机以林丹汗家眷安危为筹码，换来部众十余万的归附。手到擒来，后金南下再无侧背之忧，这位年仅二十三岁的睿亲王由此名动草原，连兄长皇太极也在盛京宫门前亲手为他披上大红貂裘。
在此之前，多尔衮的锋芒早已显露。还是孩童时，他就被努尔哈赤带进议政室旁听。兄长们议事，他在旁边默不作声，却能一语中的，指出战阵布排的漏洞。族中老人回忆道，“这孩子眼里似有兵书。”这份天赋在日后的辽西之战、松锦大战中屡屡救急；而在关外冰天雪地的行军，也在无形中透支了他的筋骨，留下偏头风等顽疾，成为不可逆的隐痛。

1643年八月，皇太极骤逝，王帐内外人心惶惶。八旗首领会盟中，多尔衮那句“社稷需定策，不可一日无主”振聋发聩。最终，年仅六岁的福临被推上皇位，戴上“顺治”的年号，而这位小皇帝的背后，是手握三大旗兵权的多尔衮。从此，朝议中常见的场景是：少年帝王端坐，却由这位叔父替他宣布决策。礼臣起草诏书，字里行间把“皇父摄政王”与“圣上”并列，暗示已无二主之分，这在满洲旧例里前所未有。有人在御前低声提醒，换来的只是多尔衮一句：“国家多事，当以定基业为重。”话不多，却无人敢接。
入关后，局势瞬息万变。李自成仓皇撤出北京，吴三桂倒戈引清军入关，八旗铁骑自山海关长驱直入，城门洞开，北平变为北京。多尔衮命人修葺紫禁城，以稳军心；又颁十六条军令，严禁擅扰百姓，努力以王师自居。这些举措的确减轻了战后动荡，但也让他在军民之间的威望日增。有人暗暗称他“准帝”，顺治虽年少，也心知肚明。与此同时，摄政王大举封赏亲信，阿济格、豪格等同辈王公则多有怨言，暗流自此汇聚。

1650年冬，京师风寒。多尔衮咳声不止，御医诊为“风痹久蓄”。他却不肯静养，说是“入关七年，无得纵马”，十二月初率数百随从北上狩猎。离京之前，顺治亲送出阙，神情莫辨。有意思的是，多尔衮此次并未携带全部近卫，仅带亲卫三百，看似赏雪打猎，却又像刻意远离政治漩涡。
狩猎队伍深入喀喇城外山谷，冰雪覆盖，猎物寥落。十二月初九清晨，山风凌厉，冻雾迷人，多尔衮纵马抢隘口，马失前蹄，他猛然翻下。随行亲兵赶到时，只见他额角血渍、呼吸微弱。据《清实录》记：“王自坠马，创及首，昏晕不复人事。” 当夜子时，他的心脉停息，年仅三十九岁。官方遗诏称“宿疾发作，坠马加重”，简短得像一句官样公文，却埋下数百年疑云。

质疑的声音主要集中在两个点：其一，摄政王出行为何未带御医随侍；其二，身后清算为何来得如此迅捷。顺治帝接报后，仅隔四十余日便下诏撤去“皇父”尊号，改谥“贰”，抄没府第，追夺封爵，连同阿济格等亲党一并清理。史家指出，这种速度在满洲惯例中确属罕见。也有人援引《啸亭杂录》暗示幕后的权力操作，不过该书成书已晚，且多孤证，难以坐实谋害之说。
放在更宏观的脉络里，或可看出另一番图景。清廷自入关伊始，中央集权即与八旗贵族传统议政方式拉锯。多尔衮的骤死，虽然笼罩着意外的面纱，却客观上为少年皇帝赢得了重新掌握实权的契机；与此同时，摄政时期制定的律例、推行的旗屯制度、对汉官的任用等，却继续发挥功效，成为早期清政权赖以运转的骨架。功与过，就这样同时写进了史书。

如果再回头审视这位王爷的体质，不难发现线索：松锦之战时，他亲率七万铁骑夜袭锦州，连战数月，归来后便旧疾频发。顺治三年，他已多次以“头眩、目晕”辞早朝，御医档屡载“风寒入络”。1650年初，他甚至在朝会上两度昏厥。试想一下，带着这样的病体去冰天雪地里追鹿搏熊，意外的概率本就不低。
史料向来不言尽，留下的空隙常被后人补上各色想象。无论其坠马是天命突至，还是暗手所为，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没有多尔衮，顺治帝的登基和清军的南下未必如此顺利；同样，没有他的过度集权，也许朝堂暗流会晚来几年。尘土落定，他留给后世的，不是简单的忠奸标签，而是一份关于权力、功业与人心的复杂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