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毛主席说要从军队中选出一名副主席，周总理毫不犹豫说出一个人的名字，毛主席在思考了一会后说：“我怎么把他忘记了！”
一切的转折点，源于1972年底中南海毛主席书房里的一次重要谈话。在那次听取汇报的过程中，毛主席突然拍案而起，语气中透着痛心与疑惑：“看来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怎么打倒了那么多干部？我也无意把他们都打倒嘛！我主要是想教育他们。”
这几句话分量极重。在那个依旧左风凛冽的时代，这就是一声破冰的惊雷。周恩来总理何等敏锐，他一生心系国家栋梁，立刻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顺势向毛主席建议，应该着手落实干部政策，把老同志们解放出来。毛主席当即拍板，同意把这个千头万绪的重担交给周总理。
在当时暗流涌动的政治环境里，这简直就是虎口拔牙。周总理运筹帷幄，定下了一个极为高明的八字方针：“从上到下，由易到难”。上头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确了，底下的标杆也就跟着立起来了。
哪怕有最高指示，刚开始推进时依然步履维艰。当时具体负责正军级以上干部的总政治部，派保卫部部长蒋润观持介绍信去中央专案组要贺龙元帅的材料。专案组的人皮笑肉不笑地硬顶了回来：“毛主席和总理没说让你们总政来平反，材料不能给。”连贺老总的案子都推不动，总政的同志们顿时不知所措，工作陷入僵局。
关键时刻，还是周总理亲自出马破局。他找到总政副主任田维新，拿陈再道上将和钟汉华中将的案子作为撕开铁幕的切入点。平反容易，安排工作却难如登天。当时各大军区正职都满员了，只能委屈陈老将军去当副司令。可即便是个副职，也没几个司令员敢接这个烫手山芋。有人直接在电话里跟田维新诉苦：“老田，千万别让他来，他是我的老上级啊！”
最后，还是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将军爽快，一句“欢迎陈再道来福州”，解了燃眉之急。有意思的是，后来济南军区原副司令员王建安上将也要复出，田维新又去找韩先楚。这次韩先楚有点吃不消了，半开玩笑地诉苦说老同志太多不好开展工作。最后还是周总理亲自出面，在开会时和韩先楚推心置腹地交了底，韩先楚这才心悦诚服地同意接纳。就这样，加上后来调任福州军区政委的李志民上将，当年赫赫有名的福州军区，一下子汇聚了四位上将。
在整个“救将”过程中，有太多细节让人瞬间破防。当听到周总理发出“秦基伟、李成芳到哪里去了”的疑问时，总政马上下令把被秘密关押在湖南的秦基伟将军调回北京。田维新打电话到招待所，通知秦基伟总理要见他。这位曾经在上甘岭战役中打得美军丢盔弃甲的铁血虎将，在电话那头激动得像个无措的孩子。他连声追问：“总理要见我，我穿什么衣服去？那我还戴领章吗？”
整整七年，一位把一生都交给了军队的将军，被无情剥夺了穿军装、戴领章的权利。当听到田维新肯定地回答“当然戴”时，完全可以想象老将军挂掉电话后必定是老泪纵横。那两块鲜红的领章，绝不仅仅是军人的外在装饰，那是国家对他们清白之身的重新确认，是洗刷冤屈的最高荣光。
周总理对杨勇上将的关怀同样细致入微。总政给杨勇做了审查结论后，总理特意批示让田维新去征求本人意见。杨勇很大度，看也不看就要签字。后来杨勇被任命为新疆军区司令员，周总理又在结论上批示了一段话：“田维新同志，我们给杨勇做的结论似乎口径严了一些，请你再征求杨勇同志一次意见。”
老将们的复出，每一步都伴随着与林彪、江青一伙的激烈交锋。为了打倒老干部，那些人什么荒唐的罪名都编得出来。比如李达上将，居然被诬陷是“兵变总指挥”，罪名是他在北京的中海、南海、北海和什刹海摆了古董大炮，炮口对准要害机关。总政派人去实地踏勘，回来汇报后，大家都气得笑出了声。
每次政治局开会讨论解放干部，田维新都要面临江青等人的胡搅蛮缠。讨论颜金生少将时，江青非要扣帽子，说他推行资产阶级文艺路线。这时候，德高望重的朱德总司令发话了，一针见血：“颜金生他就不识几个大字嘛。”一句话噎得江青哑口无言。为了保护解放军报社的干部，迟浩田和李德生更是用足了智慧。面对江青要求查处干部的施压，他们定下了“拖”字诀。江青问起来，就推脱说材料还没看完，硬是靠着这种非凡的定力，把案子拖了半年，成功保住了一批骨干。
为什么毛主席和周总理，即使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下，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也要竭尽全力把这些老将捞出来？因为他们都是“朱毛红军”的纯正血脉。
从井冈山时期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到后来名震天下的红四军，正是这批在战火中淬炼出来的骨干，撑起了共和国的脊梁。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人民军队战无不胜的法宝，全都是这群老将们一刀一枪拼出来、从死人堆里总结出来的。
1973年，周总理力排众议，在毛主席的全力支持下，做了一件极其震撼人心的事——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