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李玉琴到看守所探望溥仪，管理员考虑到两人14年没同房，破例让她留宿一晚，谁知同居一晚后，李玉琴便萌生了离婚的想法！
1955年，李玉琴得知溥仪的确切消息。原来，那位曾经高高在上的“皇帝”，现在正被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接受改造。
得知消息后，李玉琴的心情极其复杂。出于旧日那点微薄的夫妻名分，也出于一种中国传统女性说不清道不明的责任感，她开始踏上前往抚顺探监的路。
当时的李玉琴每个月工资微薄，去一趟抚顺得精打细算。有时候连路费都凑不齐，还得硬着头皮找亲戚朋友借钱。史料记载中有一个特别辛酸的细节：为了省钱，李玉琴在从长春到抚顺的火车上，只能靠带着的三个煮熟的鸡蛋充饥，除了买车票的钱，兜里往往一分钱都剩不下。
可是，当她满头大汗、风尘仆仆地坐在这位昔日丈夫面前时，换来的是什么呢？
从1955年到1956年，李玉琴前后跑了五六次抚顺。随着见面的次数增多，两人之间巨大的鸿沟变得再也无法掩饰。李玉琴已经是一个28岁、满脑子想着踏踏实实过日子的现代女性。而50岁出头的溥仪，虽然在管理所里表现得非常积极，努力改造，但骨子里依然带着一种脱离现实的木讷，依然习惯性地把她当成那个需要仰视自己的“福贵人”。
李玉琴反复追问他最现实的问题：“你到底什么时候能放出去？出去了政府怎么给你安排工作？咱们以后的日子到底该怎么过？”
面对这些最接地气、最迫切的追问，溥仪根本给不出任何答案。他只能在接见室里支支吾吾地说：“我也说不准，政府总会安排的，你就再等等吧。”
李玉琴越来越明显的失望情绪，自然没有逃过管理所干部们的眼睛。在那个年代，大家对待婚姻的态度都非常严肃。干部们觉得溥仪改造得很有起色，如果这时候老婆跟他离了婚，对他是个巨大的精神打击，很可能会影响后续的改造。
于是，到了1956年冬天，当李玉琴又一次来到抚顺，并已经隐晦地表达了实在坚持不下去、想要离婚的想法时，管理所领导经过专门开会研究并请示上级，做出了那个破例的决定：给他们安排一间临时同居室，尽最大努力挽救这段婚姻。
两张单人床被小心翼翼地拼在了一起，床铺中间摆上了干净整齐的洗漱用品。如果不是门上还有监舍的标识，这里看起来确实像一个温馨的临时小家。干部们退了出去，关上门，把时间和空间留给了这对做了14年夫妻却几乎没怎么同过房的男女。
后人无从知晓那一夜两人具体的谈话内容，但从第二天发生的事情来看，这绝没有任何浪漫可言。
对于溥仪来说，这是他在铁窗生涯中难得的温存，他大概极力想要表现出挽留的态度。但在李玉琴眼里，现实的残酷在这一夜被彻底放大到了极致。同处一室，她能更真切地看到溥仪日渐衰老的容颜，感受到他与外面那个火热新世界的严重脱节。
14年的时间差、身份的巨大反差、思想观念的天壤之别，怎么可能用一夜的同床共枕来弥补？
她试图再次和溥仪探讨未来的出路，探讨如何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溥仪依旧只能给出含糊其辞的拖延。在这逼仄的房间里，李玉琴看着身边这个曾经不可一世、如今却连自己命运都掌握不了的男人，心里最后的一丝幻想如同寒冰般彻底冻结了。
这一夜的陪伴，就像一面高清的镜子，毫无保留地照出了这段婚姻里所有的千疮百孔。李玉琴在那一刻彻底醒悟：过去的那个“福贵人”早就死在战火里了，现在的李玉琴有权利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如果因为一点怜悯之心继续耗下去，无异于把自己也关进了另一座无形的监狱。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李玉琴就走出了那间让人窒息的临时客房。外面的冷空气让她的大脑前所未有地清醒。
同居一晚，没有任何旧情复燃的戏码，反倒成了彻底斩断情丝的利刃。她没有收拾行李回长春，径直穿过抚顺的街区，毫不犹豫地走进了抚顺市河北区人民法院的大门，正式递交了离婚诉状。
管理所的干部们急了，轮番来做李玉琴的思想工作，跟她说溥仪身份特殊，现在提离婚会给他的改造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面对干部们的轮番劝说，她毫不退让，直接抛出了一个直击灵魂的反问：“你们都说他将来要出去工作的，那你们告诉我个准信，他到底几时能出来？既然你们都说不出个具体时间，那我坚决要离婚！”
这番话，掷地有声，说得连管理所的干部们都无言以对。
消息传回监舍，溥仪仿佛遭遇了晴天霹雳，整个人失魂落魄。这段时间他一直把李玉琴当成自己在外面唯一的亲人，老婆铁了心要走，他觉得天都要塌了。但在干部的开导下，他也终于认清了现实，长叹了一口气说出了那句还算有点担当的话：“她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意志，她真的变了。我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1957年5月20日，法院依据当时的《婚姻法》正式裁定，准许原告李玉琴与被告溥仪离婚。长达14年的畸形婚姻，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这一年，李玉琴29岁，溥仪5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