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国军军长孙良诚和解放军谈判，问了一个问题：“我在北平西直门还有一些房产，投诚了会不会被没收？”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正式打响。这可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华野主力如同神兵天降，迅速切断了黄百韬兵团的退路。而孙良诚的107军，正好驻扎在徐州东南的睢宁邢圩子，也就是华野大军西进增援的必经之路上。
当时孙良诚手里有一万多人，清一色的美械装备，账面实力看起来挺唬人。但华野二纵和十二纵刚一包围上来，孙良诚就怂了。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自己手底下这帮人，原本就是跟着他当伪军混日子的老兵油子，打顺风仗凑合，遇到解放军这种硬骨头，根本连拔枪的勇气都没有。
外头炮声隆隆，包围圈越缩越小，107军已经插翅难逃。孙良诚权衡再三，派出了副军长尹心田和自己的亲儿子孙玉田，主动跑到解放军阵地去试探口风。随后，他本人也被迫坐到了华野二纵5师政委方中铎的面前。
方中铎政委身经百战，什么阵仗没见过。但面对孙良诚，估计方政委心里也觉得大开眼界。解放军的政策一直很明确：只要真心放下武器，生命安全绝对有保障，愿意留下的欢迎，愿意回家的发路费。这是一条光明大道，是给那些迷途知返的国军将领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可孙良诚根本听不进这些大义凛然的话。他坐在谈判桌前，眼神闪烁，憋了半天，抛出了那个让他辗转反侧的核心问题：“我早年在天津北马路买过房，后来又在北平西直门添置了几处四合院和临街商铺。要是投诚了，这些房产你们保不保护？”
怕解放军觉得他要求多，他又赶紧补了一句：“我还有两匹好马，两个贴身卫士，这俩卫士我得带走，你们能不能给开个路条，免得路上出麻烦？”
大军覆灭在即，麾下上万士兵还在寒风中啃着硬面饼子等死，军长同志却在操心自己的四合院和两匹马。这种反差，深刻地暴露了旧军队将领腐朽的本质。在孙良诚的世界观里，军队只是他用来置办产业的工具，士兵只是他看家护院的家丁。现在工具保不住了，那就必须得把真金白银的产业保住。
方中铎政委强压着心头的鄙夷，秉持着我党一贯的宽大政策，耐着性子给他交了底。方政委明确告诉他，只要是合法的个人私有财产，我军一律保护，绝对不会侵犯。就连国民党俘虏口袋里的零用钱，解放军都不会搜，更何况是向人民低头的将领。
听到“财产安全有保障”这几个字，孙良诚紧绷的脸皮终于松弛下来。但他骨子里的投机本性又开始作祟了。他嫌“投诚”这两个字太难听，非要给自己脸上贴金，要求按“起义”来算。方政委当场就毫不留情地戳穿了他的幻想，明确指出投诚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必须立刻下令部队放下武器。
眼看糊弄不过去，孙良诚只能乖乖签字。但他背地里，又跟手下的亲信嘀咕，说这只是权宜之计，早晚得找机会把队伍拉出去。你看，哪怕到了绝境，这种军阀依旧毫无敬畏之心，把宽大处理当成了软弱可欺。
接下来发生的事，彻底把孙良诚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表面投诚之后，他表现得十分积极，主动向解放军提出，自己和驻守蚌埠的国军将领刘汝明是西北军时期的老相识，愿意亲自出马去劝降刘汝明，算作立功赎罪。
解放军当时为了尽量减少伤亡，争取和平解放更多地区，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派了得力干部护送他前往蚌埠。可谁能想到，这竟然是孙良诚精心策划的一出“金蝉脱壳”之计。
他刚一踏进刘汝明的地盘，立刻就变了脸。他完全把劝降的事抛到九霄云外，彻底背叛了承诺，将解放军的兵力部署、火力配置等重要情报，毫无保留地出卖给了国军。他甚至摇尾乞怜，恳求刘汝明帮他在蒋介石面前说说好话，希望能官复原职，继续带着部队跟解放军对着干。
孙良诚的这次叛变，给解放军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他这种两面三刀、毫无底线的小人行径，连国军内部的人都看不起。刘汝明虽然接纳了他提供的情报，但也深知此人脑后有反骨，根本不敢重用他。刘汝明随便敷衍了一下，就把他打发到了上海。
孙良诚以为自己逃出生天，能在上海的十里洋场继续做他的富家翁。可他算错了一点，那就是时代的大势。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怎么可能容得下一个劣迹斑斑的跳梁小丑继续逍遥法外？
1949年，上海宣告解放。孙良诚躲在租界里惶惶不可终日，最终还是没能逃脱人民的审判。上海市公安局的干警在一处隐蔽的住所里将他抓捕归案。这个一辈子都在算计别人、一辈子都在寻找退路的老军阀，终于走进了死胡同。
他被押送到苏州战犯管理所接受劳动改造。高墙铁窗之内，孙良诚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威风。1951年5月，这位曾经风光无限的国军军长，带着满腹的惊恐和失落，在狱中病死，结束了他那充满背叛与贪婪的一生，终年5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