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有位八路军营长受重伤，治了整整一年，动了7次手术，伤情还是没好转。上级决定，把他送到延安去治。谁也没想到，就这一路，他的伤竟然自己好了。

刀口刚落下，油灯忽然灭了，茅棚里只剩粗重的喘息与器械的摩擦声，德国医生米勒停了一瞬，捏住止血钳继续往胸腔摸去，卫生员用酒精和高粱酒交替消毒，眼神发紧。
 
担在门口守望的战士不自觉握住步枪，怕外头再起枪声，被切开的胸腔里有碎骨卡着，米勒低声判断必须挖干净，不然性命难保。
 
床板上那名年轻营长已经瘦成影子，牙关死死咬着纱布，心里只剩一个念头，活着回到阵地，年轻营长名叫张中如。
 
几个月前，他在交城的沟口山带队设伏，敌人的运输队被侦知火力很猛，山谷里弹雨横飞，他举望远镜指挥时左胸猛地一震，热流顺着衣襟往下淌，身后战士连喊都来不及就把他抬下山。
 
转移途中没有条件麻醉，卫生员用酒把伤口冲洗，酒味刺得人头皮发麻，换来的只是暂时止血，躺在行军床上，他听见远处枪声起落，心里急得像火烧，却动不了
 
医院里第一刀勉强缝合，阴影并未散去，按医生交代，他每天对着一个球胆用力吹，把深处的脓气挤出来，每吹一次，胸腔像被火烫。
 
他想过放弃，可看见门口几名担架兵轮换站岗又把气吸足，两个月后伤口恶臭起来，高烧压得人迷糊，他被转到后方医院。
 
医生为他切下一根肋骨，插上粗粗的引流管，盘子里很快盛满脓血，照顾他的卫生员小王怕他挺不过去，换药时手抖得厉害。
 
小王不是怕血，是怕人突然没了气，那种安静比枪声更可怕，反复手术像一场长久的拉锯。
 
麻药越来越少，夜里常有灯火忽明忽暗，有一次灯黑了半晌，医生摸黑清理伤面，他在昏沉里还模糊提醒哪处有骨渣。
 
几次过去，胸口塌下去一块，脊背歪了，褥疮爬满后背，头发大把大把往下掉，延安来的医疗队会诊后摇头，感染深入，能做的都做了。
 
上级仍然咬定把他往延安送，担架队出发那天，初夏风大，黄土路硬得像石板，四名战士轮换着抬，小王每隔半小时给他滴一口水，嘴唇裂成一道道口子也不敢多喂。
 
第三天，渗出的脓少了些，第七天，他从昏厥里醒过来，第一句话是想喝水，山岭一个接一个，担架颠来颠去，胸腔的积液像被推着往外走。
 
夜里气温干冷，伤口边缘开始变干，抬担架的老兵低声念叨还真见了活路，脚下迈得更稳
 
队伍继续北上，过河那天浪花溅到纱布，众人紧张得不敢喘气，等了一会儿竟未见恶化，到接近延安时，他已经能坐起来咬干粮。
 
小王放下药盒笑得红了眼，嘴里一直念着有救了，进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医生们相互交换眼色，谁都不愿过早下结论，只让他安静修养。
 
一段时间观察后，体温稳定，引流几乎停止，伤面逐步黏合，众人才松了口气，医生猜测长时间颠簸像做了持续引流，加上高原空气干燥，细菌不再肆虐。
 
抬担架的战士更愿意相信人的那股拧劲，小王觉得还有运气的成分，但真正让他服气的是这个营长在最遭罪的时候从未喊过停。
 
米勒得知消息后特地捎来问候，消息转到他耳边，他沉默许久，半天才说一句以后要好好喘气，那时他左胸已经凹下去，右肺承担了更多的活。
 
康复并不意味着退下火线，伤好后他调去军区司令部做作战工作，谁也不敢再提伤病，他自己最清楚呼吸的节奏，只要不快走太久就能撑住。
 
那一阵子，他把部队密集拉练，抓的是情报与机动，有时也会在窑洞门口站上一会儿，看着从山谷里归来的小队，一一记下名字。
 
几年前他第一次上阵，趴在太原近郊的山梁上，目送敌人的车队越走越近，一阵火力打乱了对方的队形，全队刚松口气，第二天清晨敌军成片扑来，部队被围。
 
指挥员当机立断突围，许多人倒在坡上，他记住了同伴倒下时抬眼那一下的坚定，后来部队物资紧缺，他带人悄悄摸到守备严密的纱厂，夜里四门封锁，里头守军一度乱了阵脚，等到天亮，几车布匹和棉毯已经装好。
 
那次行动让战士们穿上像样的军衣，背包与绑带都有了来源，缝纫机从此昼夜不停，在田家会的七昼夜鏖战让他彻底明白什么叫拿命换阵地。
 
敌军围着阵地连番冲撞，他带着人从侧翼穿插，打掉一个中队长，缴获望远镜与短枪，战斗间隙能吃上一口土豆已算享受，更多时候只能啃干硬的饼子。
 
营里很多人因营养不足得了夜里看不清的毛病，他听了老乡的法子，组织大家捕田鼠取肝分吃，脸上没人露难色，因为第二天还要夜战，每个人都明白，活着才有资格继续打
 
时间推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山里突然炸开一片欢呼，消息从沟口传到村口，再顺着坡传到窑洞前，大家举火把连成一线。
 
此后他换了岗位，仍旧守着地图和电台，战争结束多年，他把焦点放在训练与组织上，这段经历没有奇术，只有一次次险路的硬扛与彼此支撑，米勒的手术刀，小王的药盒，抬担架的肩膀，延安医院里按时记录体温的护士，都是救命的一部分。
 
主要信源：（浴血百战忘生死，96岁抗战老兵张中如深情述说——人民网  2015年0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