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虽然给了唐朝致命一击，但唐朝的皇帝们还是在危局中找到了一套能给帝国续命的办法，他们为此打造了一套维系帝国运转的畸形系统，或者说病态的系统。

这套系统涉及到三种关系：朝廷中央对藩镇、藩镇对藩镇、宦官对武将和藩镇。

而维系这套系统的根基是经济。

安史之乱打了七年多，当初为了平定叛乱，也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朝廷将权力下放了一部分给地方节度使，比如自主征税、征兵之类的权力，好让他们能放开手脚组织兵力平乱。

但是，这些节度使在平乱战争中，实力不断壮大，当安史之乱结束后，唐朝被这场战争重创，元气大伤，朝廷这个时候才发现，各地节度使似乎迷恋上了那种当土皇帝的感觉，不肯上交权力，而唐朝因为元气大伤，亦无力强硬收回权力。

藩镇割据由此形成。

而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藩镇与藩镇之间是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安史之乱结束后，长期不服从朝廷管理，频繁发生叛乱的，主要是河北三镇（卢龙、成德、魏博），这三镇是当年安史叛军旧部，他们身上有着叛乱的传统基因。

当年平叛战争进入尾声时，河北三镇原本已经投降，但当时皇帝猜忌武将，平叛主帅仆固怀恩为了自保，上奏朝廷，让这些投降的叛军将领继续担任节度使，并且地盘不变，由此形成河北三镇，仆固怀恩接着便与河北三镇勾结起来，将河北三镇视作自己对抗朝廷的后援。

后来仆固怀恩起兵谋反失败后，朝廷方面经历多年战乱，无力讨伐，只好对河北三镇采取妥协态度。

简单地说，就是朝廷承认河北三镇在自己的地盘上享有独立的人事、财政和兵权，而河北三镇只需要向朝廷臣服，奉李唐朝廷为正朔，这实际上就是类似于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采取的那种羁縻政策，河北三镇也因此长期处于半独立状态。

除了河北三镇以外，唐朝的藩镇还有几种类型。

首先是那些地处边塞的藩镇，他们担负着保家卫国的重任，比如西南边境的剑南西川节度使，西北边境的凤翔节度使、泾原节度使、朔方节度使等。

这些边塞藩镇需要长期应对吐蕃等外族的军事进攻，所以得到了朝廷的大力支持，而且节度使也是朝廷直接任命的，对朝廷也十分忠心，但由于他们的主要兵力都要用于防备外族，所以当遇到有其他藩镇叛乱时，他们没法为朝廷提供军事支援。

然后剩下的藩镇有两种。

一是位于中原地区的藩镇，比如宣武节度使、昭义节度使、河东节度使等，他们数量众多，地盘和兵力配置也差异较大，这些藩镇跟朝廷的关系，不算好，但也不算坏，整体上是忠于朝廷的。

而朝廷则是利用靠近河北三镇的那些藩镇力量，来防范河北三镇，或者说，把他们当作防备河北三镇的隔离带、缓冲区之类的角色，而这些藩镇也是朝廷与河北三镇之间博弈的最前线。

至于中原其他一些大大小小的藩镇，总体上看热闹的居多，如果朝廷与河北三镇发生武装冲突，他们一般会选择围观，但如果皇帝开出了丰厚的价码，他们还是会出兵帮朝廷的。

第二种藩镇是江淮、江南地区的藩镇，这些地区没有经受战乱，安史之乱也没有波及到他们，所以总体比较稳定，而且很有钱。

他们虽然忠于朝廷，但军队战斗力不行，自从安史之乱以后，北方遭到严重破坏，江淮地区就成了朝廷赋税的核心来源，所以这些地区都是朝廷实控的，节度使也是朝廷直接安排信得过的人担任，他们对朝廷也十分忠心。

以上，就是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藩镇格局。

由于各大藩镇掌控了大规模的军队，拥有和朝廷叫板的本钱，无论这些藩镇是否有谋反之心，他们的存在，都对皇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为了对付藩镇，唐朝的皇帝于是着手组建了一支由朝廷直接掌控的军队——神策军。

神策军可以理解为皇帝实控的中央禁军，这支军队的规模达到十几万人，由朝廷直接供应粮饷，将士们享受的待遇也高于藩镇武装。

安史之乱结束后的几十年时间里，这支军队是镇压藩镇叛乱的精锐。

正是因为这支中央禁军的存在，对各地藩镇具有威慑力，所以各大藩镇普遍都不敢有异心。

但是，要养活这么一支庞大的军队以及维系朝廷的运转，需要巨额的资金，钱从哪儿来呢？

这就涉及到经济根基这一块了。

唐朝前期采取的土地制度是均田制，与之对应的兵制是府兵制，对应的赋税制度是租庸调制。

所谓租庸调制，这里解释起来比较麻烦，不用了解太多，只需要知道，它是按照人头收税的，也就是说赋税可以具体到每一个人身上，只要是在籍人口都逃不掉。

但随着土地兼并以及战争的破坏，均田制其实从唐玄宗时代就已经瓦解了，均田制一瓦解，府兵制也搞不下去了，租庸调制收取赋税也开始出问题。

所以从唐玄宗时代开始，首先在兵制上放弃府兵制，改成募兵制。

后来安史之乱又重创了经济，均田制彻底瓦解，由于战乱导致人口急剧减少，加上逃荒的流民不在户籍上，租庸调制这种制度收取的赋税难以维持。

到唐德宗时代，宰相杨炎开创两税法，这项制度为李唐续命百余年。

两税法的核心就在于，它不再按人头收税，而是按照每户的资产总量和田地面积作为纳税的标准。

朝廷每年会进行人口普查，同时还会登记户籍，评估每户的资产等工作，最后“依贫富分等征税”，实际上就是按照贫富差异，按照不同的等级征收资产税和地产税。

这种新的赋税制度，给了底层穷人喘息的空间，而富人和地主因为资产多，地产也多，要交的税也多，所以是不乐意的，但在皇权之下，他们只能乖乖交税。

经过杨炎主导的赋税改革，使得唐朝的赋税收入大涨，国库日益充盈，朝廷也有了充足的钱粮养活神策军和维系朝廷的运转。

而江淮地区，则逐渐成为了朝廷收取赋税的核心区域，这些地区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为朝廷输血续命。

现在，我们再来看，唐朝的皇帝是如何让这个系统维持运转的。

前文说过，唐朝中后期虽然是藩镇割据的局面，但并不是每个藩镇都想造反的，不服朝廷的也就是河北三镇而已，其他地区的藩镇虽然有发生叛乱的情况，但比较少。

当河北三镇或者其他地区有藩镇叛乱的时候，朝廷会派出神策军，同时征调各地藩镇出兵，与神策军组成联军讨伐叛军。

为了能高效调动藩镇军队，朝廷还规定，藩镇军队离开本镇，为朝廷征战期间，由朝廷提供粮草，并且有额外的赏赐，这种惯例直接调动了藩镇节度使出兵协助朝廷的积极性，而且藩镇节度使出兵还有可能抢到新的地盘，所以也愿意出兵。

这套全新的系统，简单地概括就是，两税法这个输血系统，让朝廷中央有钱去养活神策军，有钱去让各地藩镇为朝廷出兵卖命。

当叛乱发生的时候，皇帝会用从江淮收来的赋税钱粮，供应神策军和为朝廷征战的藩镇武装，驱使他们去打击叛乱的藩镇。

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而病态的系统补丁——宦官。

自安史之乱以来，唐朝屡次发生武将谋反的事情，比如仆固怀恩之乱、周智光之乱、李怀光之乱、泾原兵变等，频繁发生的武将叛乱事件，让唐朝的皇帝从内心深处极度排斥和猜疑武将。

所以，神策军作为皇帝实控的中央禁军，绝对不能交到武将手里。

而宦官作为无根之人，哪怕权势滔天，也没有篡位的资格，所以成了最合适的人选，为了制衡藩镇和武将，从唐肃宗时代开始，就不断重用宦官。

到了后面，皇帝干脆把神策军的兵权交给宦官掌管，唐朝的宦官为什么比历朝历代都嚣张，甚至敢弑君？就是因为宦官掌握着兵权。

但无论宦官怎么掌权，怎么架空皇帝，宦官和皇帝之间，天然存在着共同利益，如果李唐江山被颠覆了，宦官也得玩儿完，所以掌权的宦官是非常不希望李唐江山改姓的。

而且宦官在无法篡位的情况下，无论怎么折腾，皇位最终也是李家人的，这就是李唐皇帝的安全感，武将就不一样了，武将掌管兵权后，可以造反，一旦造反成功，李唐的江山就没了。

所以权衡之下，宦官掌权比武将掌权带来的风险小。

因此，唐朝中后期，宦官长期把持兵权，专擅朝政，虽然有时候受到皇帝打压，但皇帝们总会再给他们机会掌权，因为皇帝打心里不相信武将。

宦官专权，也因此成了唐朝皇帝在藩镇割据的局面中，维持帝国运转的一个病态补丁。

黄巢起义席卷了江南地区和黄河流域，一次性打崩了唐朝的输血系统，江淮地区遭到严重破坏后，经济凋敝，无法再像以前那样供应大规模赋税。

而朝廷掌控的神策军由于承平日久，战斗力下滑，再加上腐败等各种因素，在这场平叛战争中损失殆尽，与之相反的是，藩镇军阀在镇压叛乱的过程中，不断壮大。

等叛乱结束后，朝廷没了神策军，加上藩镇武装远远强于朝廷，以至于朝廷失去了对藩镇的威慑力，朝廷中央的权威从此一落千丈，各地藩镇也不再将朝廷放在眼里。

这个时候，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藩镇割据，毕竟以前的藩镇那是听朝廷调遣的，而现在完全不把朝廷放在眼里，都忙着割据一方，抢占地盘，朝廷的文书跟废纸没啥区别。

神策军没了，输血系统崩溃了，唐朝也进入了灭亡倒计时。

到了末期，藩镇军阀朱温，屠了90%以上的宦官，才算终结了唐朝长达一百多年的宦官专权局面，但此时的唐朝，也快完了。

朱温屠了宦官后，把皇帝变成了彻底的傀儡，不久之后又屠了李唐宗室以及一批忠于李唐的大臣，最后弑君称帝，建立后梁，历史由此进入五代十国乱世。

而五代十国实际上是唐朝藩镇割据的延续，五代十国的大多数割据政权，都是由唐朝的藩镇军阀演变而来，而且五代十国时期，一直沿用唐末以来的制度。

一直到赵匡胤称帝，建立宋朝后，对重构了底层制度，在制度设计上建立了一套精密的制衡体系，才结束了唐末以来的藩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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