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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解放前,我党派人去争取杨森。提了四个条件。他只答应了一条:部队走的时候,不破

重庆解放前,我党派人去争取杨森。提了四个条件。他只答应了一条:部队走的时候,不破坏城市,不骚扰百姓。其他三条,他说“都不可能答应”。
杨森是谁?在民国历史上,这绝对是个响当当的“老江湖”。身为川军老将,他一生见风使舵,几度沉浮,能在军阀混战中保全实力,靠的就是极度精明的算计。蒋介石把炸城的任务交给他,明摆着是想让这个四川人去毁了四川的心脏。
就在杨森左右为难、手握大权的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这边的地下工作者,正在进行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博弈。
重庆如果真被炸了,几百万老百姓将陷入断水断电、流离失所的绝境。为了保全这座城市,中共地下党决定走一步险棋:直接派人去争取杨森。
当时去执行这个秘密任务的,是中共地下党员苏云。苏云深知,普通人根本连杨森的面都见不到,唯有通过特定渠道才能把话递进去。他找到了著名的民主人士鲜英。鲜英在四川德高望重,并且和杨森是早年的老同学,两人交情颇深。
事情到了这一步,还需要一个绝对靠谱且能让杨森放下戒备的传话人。鲜英思来想去,把这个九死一生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五儿子——鲜恒。选择鲜恒有一个极为特殊的考量:杨森平日里最宠爱的七小姐杨北宜,恰好正与鲜恒热恋。有了这层关系,鲜恒去见杨森,保密性和成功率都会大大增加。
那几天,重庆大街小巷贴满了杨森刚刚颁布的《紧急维持治安办法》。通告上赫然写着16个血淋淋的“杀”字,任何涉嫌通共、扰乱治安的行为,一律就地正法。在这样充满杀气的氛围里,年轻的鲜恒孤身一人,走进了杨森那座戒备森严的官邸——“渝舍”。
见到鲜恒,老谋深算的杨森其实心里早就猜到了几分。他摒退左右,直接开口问:“你父亲是不是有话要让你带给我?你直说吧。”
鲜恒没有任何含糊,当面抛出了地下党开出的四个条件:
第一,杨森所属的第20军在撤离重庆时,必须保证不破坏市区建筑,尤其绝对不能破坏大溪沟发电厂。
第二,尽一切力量,营救被关押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渣滓洞、白公馆)里的革命志士。
第三,劝杨森不要跟着去台湾了,立刻率领第20军就地起义,共产党和解放军将保证他的生命财产安全。
第四,在可能的情况下,活捉蒋介石,为新中国立下奇功。
大家仔细端详一下这四个条件。如果杨森能全部答应并做到,他毫无疑问会从一个旧军阀瞬间转身为解放大西南的头号功臣。特别是最后一条“活捉蒋介石”,这简直是一个能够彻底改变历史走向的终极任务。
听完这四个条件,向来话多的杨森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经过一番内心极其复杂的挣扎后,杨森给出了他的最终答复。对于这四个条件,他只答应了第一条。
杨森原话的意思很明确:他自己本身也是四川人,承担不起毁坏家乡、被后人戳脊梁骨的千古骂名。他保证,他的部队在撤离重庆的时候,绝不破坏市区建筑,绝不炸毁发电厂,也不会去骚扰普通老百姓。
至于后面的那三条,杨森连连摇头,直言“都不可能答应”。最后,他语重心长地对鲜恒说了一番大实话:“请转告令尊,我许诺的事决不食言。但也请你们勿强我所难,有些事我的确是想办也办不到。”
回看这段历史,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杨森缺乏魄力。既然连保护城市都答应了,为什么不敢干票大的,直接起义甚至扣押蒋介石?
稍微结合当时的具体局势,就能明白这个“老江湖”内心的算盘打得多精。他拒绝后三项条件,完全出于一种自私却又极其现实的考量。
先看营救中美合作所囚犯这一条。白公馆、渣滓洞这些地方,名义上在重庆,实际上那是毛人凤手下军统特务的绝对自留地。别看杨森是卫戍总司令,但他手下的杂牌军根本插手不进军统的特务系统。如果硬要去救人,两股国民党武装势必会在重庆街头直接火拼。杨森坚决不愿去冒这种消耗自身兵力、得罪特务头子的巨大风险。
再看起义和活捉蒋介石。在当时,蒋介石虽然已是穷途末路,但在重庆周围,依旧布置了胡宗南等人的中央军嫡系重兵。杨森的第20军实力其实并不足以完全控盘。老军阀当了一辈子墙头草,骨子里缺乏那种为了信仰豁出一切的革命勇气。他把部队视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唯一本钱,让他拿全部身家性命去赌一把抓蒋介石,这完全超出了他作为一个旧派军阀的认知和胆量。他求的只有一条路:在保全自己名声的同时,带着队伍全身而退。
没过几天,解放军的炮声逼近重庆。杨森严格履行了他的诺言。他在逃跑前,顶住了高层的压力,没有执行蒋介石的“毁城计划”,他的第20军在撤出城区时,也确实做到了秋毫无犯。大溪沟发电厂的机器依然轰鸣,重庆市内的主要工厂、商铺、民房完好无损。
令人痛心无比的是,由于杨森的袖手旁观,军统特务在仓皇逃窜前,对渣滓洞和白公馆里的革命志士进行了极其惨无人道的大屠杀,酿成了震惊中外的“1127”大惨案。这也成了重庆解放前夕最悲壮的一页。
后来,杨森带着残部逃往了台湾,在那里安度晚年,活到了将近百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