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解放军在大凉山抓到一个独眼土匪，审讯后军区首长震惊：这哪里是土匪，不正是17年前救了7000红军的船夫吗？


剿匪部队在越西县一个彝族村寨外蹲了三天，终于堵住了那个传闻中的独眼头领。


这人五十来岁，左眼罩着黑布，胡子拉碴，被押进西昌军分区审讯室时，腰杆却挺得笔直。


"叫什么名字？"


"帅仕高。"


"哪里人？"


"石棉县安顺场。"审讯干部翻开土匪名册，没找到这名字。再翻逃亡地主名单，也没有。正要归类到一般游民，帅仕高忽然开口："长官，我右眼也看不清了，能给盏亮点的灯吗？"


就是这句话，让负责记录的刘干事多看了他一眼。那人把马灯挪近，灯光跳动着，帅仕高下意识用手遮住右眼——只有三根手指的右手。


"手指怎么回事？""划船划的。""划什么船？""大渡河上的渡船。"


审讯室静了一下。1952年的凉山，知道大渡河这个名字的人不少，但一个被当成土匪抓来的船工，还是让人意外。刘干事继续问："渡船？你摆渡？"


"以前摆渡。后来……"帅仕高顿了顿，"后来国民党说我是通共的，要杀头，我就跑了。"


刘干事在纸上写下"通共"两个字，圈了起来。


当天审讯记录送到军分区司令员郝德明桌上，他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忽然想起什么，让警卫员把1935年红军的档案翻出来。


那是一份泛黄的名单，记着强渡大渡河时的船工名字。第二个名字就是帅仕高，后面备注着"安顺场船工，主动献船，亲手撑第一船"。


郝德明抓起电话："把那个独眼船夫带来，我要亲自问。"


第二天，帅仕高被带进办公室。郝德明没说话，先给他倒了碗热水。帅仕高捧着碗，手指在碗沿上无意识地划着圈。


"1935年5月，你在安顺场？"帅仕高身子一僵，水碗差点打翻。


"别慌，"郝德明放轻声音，"当年红军过河，是你撑的船吧？"


帅仕高抬起头，独眼盯着墙上挂着的毛主席像，嘴唇抖了半天，只吐出两个字："是我。"


"撑了几船？"


"一整天。从早上到点灯，记不得次数了。"


"船上装的什么？"


"先头是突击队，后来是部队，最后是机关和伤员。"帅仕高说话渐渐顺畅，"七百人的团，整整过了两天。我那条船小，一次坐三四十个，来回得半个时辰。"


郝德明站起身，走到窗边。他想起自己当年就在岸边，看着那条小船在激流里上下，船工光着膀子，吼着号子。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船工的名字。


"撑完船呢？"


"红军给了八块大洋，说是酬劳。"帅仕高苦笑了一下，"他们前脚走，国民党后脚就来了。说是要把帮红军的船工全砍了。我连夜跑了，船也没了。"


"跑哪儿去了？"


"先在深山里躲，后来遇上彝人，就跟着他们过日子。他们不会说汉话，我学会了他们的酒歌。"


帅仕高摸了摸眼罩，"这只眼睛是三年前被熊爪抓的，没法治，烂了就蒙上了。"


郝德明转过身来："那你手下的那些人呢？"


"都是山里的穷苦汉，要么是被逼跑路的，要么是无家可归的。我们不抢老百姓，专找那些逃亡地主的麻烦。"帅仕高声音低下去，"我知道这也不对，可总得吃饭。"


办公室里只剩下时钟的滴答声。郝德明让警卫员把政治部李主任叫来，两人对着那份1935年的名单和眼前的审讯记录，比对了一个下午。


名单上，帅仕高的名字旁，红军当时的指挥员写着批注："此人在危急关头主动献船，其船虽旧，然熟悉水情，撑船技术极好，助我七千将士渡河，功不可没。"


那个指挥员，就是现在的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刘伯承。郝德明当即给军区发去电报，附上审讯记录和名单照片。第三天，刘伯承的回电到了："确有此人。请善待。"


西昌军分区党委会开了整整一夜。有人说，不管过去怎样，现在他毕竟是土匪头子。也有人说，十七年前救过红军，这就是自己人。吵到最后，郝德明拍了板："当年他救我们，现在轮到我们救他。"


1952年11月，凉山军分区下达处理决定：帅仕高按投诚人员对待，既往不咎。


他手下的三十多人，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愿意留下的安排工作。帅仕高本人被安排在军分区农场，负责养鱼。


消息传到大渡河边的安顺场，当地政府派人送来一封信，信上说：帅仕高，你的船位还留着，河两岸的乡亲都在等你回来撑船。


帅仕高没回去。他说，那只船早就沉了，现在只想在凉山养养鱼，看看山。只是每年5月，他都会独自走到大渡河边，站上一整天。


1955年，彭德怀路过西昌，特意问起这个独眼船夫。听完汇报后，他只说了一句："这样的人，该有个归宿。"


帅仕高后来一直住在凉山，活到八十三岁。临终前，他让儿子把自己那只黑布眼罩烧了，说："盖了快三十年，该透透气了。"


他的墓碑上刻着："大渡河船工帅仕高之墓"。没写英雄，没写功臣。但每年清明，总有解放军战士去扫墓，放上一碗酒，就像当年渡河前，红军战士们那样。

信源：中国军网《七十七名船工帮红军竞渡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