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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的元宵节,准备回家的孙家栋,发现食堂竟然有红烧肉,一时馋嘴的他,便决定

1950年的元宵节,准备回家的孙家栋,发现食堂竟然有红烧肉,一时馋嘴的他,便决定去食堂吃碗红烧肉再回家,却没想到这碗红烧肉竟改变了他的一生。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三八”特辑|传承好家教 培育好家风-“中国卫星之父”孙家栋)

1950年,一个叫孙家栋的年轻人,本来已经收拾好行李,买好了火车票,准备回辽宁老家过元宵节。

他拎着旧帆布包往车站走,路过学校食堂的时候,一股浓浓的肉香味飘了过来。

在那个年头,吃肉是件稀罕事,特别是红烧肉,油亮亮、酱香扑鼻,对谁都是不小的诱惑。

孙家栋站在路口犹豫了一会儿,最后还是转身走进了食堂。

他打了一碗米饭,把红烧肉一块块码上去,吃得满头大汗。

等他吃完再赶到火车站,那趟回家的列车已经开走了,站台上只剩下冷风和空荡荡的铁轨。

就因为这一碗红烧肉,孙家栋错过了回家的火车。

他只好拎着包往回走,夜里校园更冷了,脚踩在雪地上咯吱作响。

就在这时,远处的大喇叭突然响了起来,广播里说空军正在紧急招收青年学生,报名点就在学校,第二天一早就要体检。

他刚从旧社会走过来,对“保家卫国”这几个字有股子天然的劲头。

他没多想,心里已经拿定了主意。

回到宿舍,同学问他怎么没走,他放下包就说,不回去了,要去报名当兵。

这一句简单的话,改变了他后来整个人生的路。

报名之后就是严格的体检,孙家栋身体底子好,顺利通过了检查,被分到了新组建的空军第四航校。

到了航校,第一堂课不是开飞机,而是学俄语。

因为很多教材和教官都是苏联来的,不懂俄语就寸步难行。

孙家栋在中学时接触过一点俄语,有点基础,他就咬着牙拼命学。

白天训练,晚上熄灯后还打着手电筒背单词。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俄语进步很快,后来还能给其他学员当小翻译。

因为表现突出,1951年,他被选中送往苏联的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深造。

在莫斯科的学习生活并不轻松,课程全是俄语授课,内容涉及飞行器设计、材料学等等,每一门都不简单。

孙家栋知道国家送他出来不容易,所以格外用功。

他的笔记本记得密密麻麻,不懂的地方就反复推算,直到彻底搞明白。

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几门核心课程都拿到了满分。

按照学院的传统,成绩最优秀的学生,照片会被挂上一座七层楼高的“照片塔”。

1955年前后,孙家栋的照片也被挂了上去,成了当时为数不多获此荣誉的中国留学生。

他还获得了含金量很高的斯大林金质奖章。

这些荣誉背后,是他扎实学到的航空工程知识,这为他后来回国搞航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8年,孙家栋学成回国,就被直接接到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这个单位对外很神秘,但却是中国导弹和航天事业的摇篮。

在那里,他见到了钱学森,钱学森当时正在主持国家的尖端国防科技规划。

他问孙家栋能不能看懂那些外文的导弹技术资料,孙家栋仔细看了之后,点头说能理解。

就这样,他加入了中国第一代导弹的研制团队。

孙家栋和同事们一起,负责导弹的总体方案和关键技术攻关。

他们自己画图纸,自己做计算,甚至自己动手制作一些简单的测试工具。

试验失败是常有的事,有时候装置炸得粉碎,大家就忍着失望,把零件捡回来,分析原因,从头再来。

经过无数次的摸索和试验,中国第一枚自主研制的导弹“东风二号”终于在1964年发射成功,这标志着中国有了自己的战略防御能力。

导弹搞成了,国家的目光又投向了更远的太空。

1967年,中国决定要搞自己的人造地球卫星。

钱学森找到孙家栋,问他愿不愿意牵头负责卫星工程。

卫星比导弹更复杂,对各个系统的协调要求极高,而且国内完全没有经验。

他带着团队,从卫星平台设计、有效载荷选择,到轨道计算、电子设备可靠性,一样样从头摸索。

1970年4月,卫星进入最后的发射准备阶段。

在发射前三天,测试中突然发现电子设备有些不稳定,数据时好时坏。

孙家栋带着技术人员,一项一项地排查线路和接口,硬是把问题解决了,保证了发射按计划进行。

4月24日,酒泉发射场,“东方红一号”卫星随着运载火箭腾空而起,成功进入预定轨道。

当《东方红》的乐曲从太空传回地面时,无数人激动得热泪盈眶。

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独立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孙家栋和他的团队功不可没。

卫星上天之后,孙家栋的脚步并没有停下。

到了上世纪九90年代,中国开始规划建设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这就是后来的“北斗”。

时间进入21世纪,中国启动了探月工程——“嫦娥”。

这时孙家栋已经年过七旬,但他再次担起了重任,担任探月工程的总设计师。

2007年,“嫦娥一号”探测器成功进入环月轨道,传回了清晰的月面图像。

在庆祝的人群中,这位老人悄悄地转过身,擦去了眼角的泪水。

从导弹到卫星,从北斗到嫦娥,孙家栋几乎参与了中国航天每一个重要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