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一位从教三十年的省级优秀教师的一段话，让我感到一股悲凉从脚升到头顶，三十六年的教学生涯，终于把自己混成了二十年前最看不起的样子，教育如此卑微，教师如此佛系，谁之过！谁能告诉我！！！！

这位老师叫李桂兰，今年五十八岁，再有两年就要退休了。她发这段话的时候，手里正攥着一沓还没批完的“安全教育平台”截图。那是周五晚上十一点，她在家长群里挨个艾特那些没完成的家长，发到最后一条时，手指悬在屏幕上停了半分钟。

她突然想起1998年刚当班主任那会儿，为了劝一个辍学女娃返校，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跑了二十里山路，鞋底磨穿了都没觉得苦。那时候她总跟同事念叨：“咱教书的是良心活，得把娃当自家孩子疼。”

现在她不敢这么说了。去年秋天，有个学生在课堂上顶撞她，说“你讲的知识点考试又不考，废话那么多干嘛”。她当时气得手抖，课后找家长沟通，对方倒挺客气，转头却在市长信箱投了诉，说李老师“变相体罚”——理由是她让那孩子站着听了十分钟课。学校为了平息舆情，让她在全年级做了检讨。那天她站在台上，看见台下年轻老师躲闪的眼神，突然觉得喉咙里像堵了团棉花。

李桂兰的办公桌抽屉里，至今锁着三张诊断书：甲状腺结节四级、腰椎间盘突出、慢性胃炎。上周去体检，医生盯着片子直皱眉，问她“是不是长期熬夜压力大”。她苦笑，哪是熬夜啊，是每天六点半到校盯早读，晚上十点还在回家长微信。上个月她试着“佛系”了一回，没催作业，结果第二天教导主任就找她谈话：“老李，你们班平均分掉了两名，老教师可得带好头。”

这种“带好头”的压力，年轻老师体会更深。隔壁班的张老师，教龄第五年，上周因为没收学生手机，被家长堵在校门口骂了半小时。她躲在厕所给闺蜜打电话，声音带着哭腔：“我现在上课只敢照本宣科，多讲一句怕被录音，少讲一句怕成绩掉下来。”她电脑里存着一份“避雷指南”，第一条就是“绝对不和学生在走廊单独说话”，第二条是“批改作业不许写批评性评语”。

现在的校园，像个精密运转的机器。教案要统一模板，板书要拍成照片存档，连班会课的主题都得按教育局下发的清单来。李桂兰记得十年前，她带学生去田野观察昆虫，回来写了篇作文，全班有三分之一拿了市级奖项。现在这种活动想都别想，安全责任书签起来比教案还厚。上周有家长在群里问：“老师能不能组织个课外实践？”她盯着屏幕看了半天，回了句“按规定不允许”，心里却想起当年带着孩子们在油菜花地里跑的样子，风里都是花粉的味道。

更让人唏嘘的是评价体系的变化。以前评优秀教师，看的是带出多少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现在看的是“家校共育”评分——家长扫码打分的那种。李桂兰去年得分92分，比不过新来的年轻老师，人家天天在群里发“宝贝们真棒”的表情包，家长打分98分。她私下跟老伴吐槽：“我这辈子没说过假话，现在倒成了不合格教师。”

教育变成这样，到底是谁的错？是动辄投诉的家长，还是唯分数论的社会，亦或是层层加码的管理？李桂兰不知道答案，她只知道每天走进教室，看见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睛，还是会忍不住想把课讲好。只是现在她讲课会先看教材后面的“考点标注”，会提醒学生“这句可能考选择题”，会在家长群里发“温馨提示”而不是“严肃通知”。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