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0月28日16:42，满洲里国际站台，温度-3℃。汽笛长鸣，绿皮火车缓缓启动。援外三年未归的苏林半个身子探出车窗，尽管手套磨出洞、指关节冻得通红，却比谁都用力地挥手。
站台上，老站长双手背在身后、帽檐压得很低，先敬了个礼，又把手掌贴在胸口；小翻译把围巾抛进车窗，没抛准挂在车厢挂钩上；七八个小学生举着“欢迎回家”的五角星，喊声被汽笛盖过。火车拐个弯，站台成了模糊的线。苏林收回身子，看到车窗上留下五个指印，那是零下三度里最烫的手温，也是离别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