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老船工帅仕高与彭德怀再度相见，热泪盈眶地询问首长姓名，这一瞬间令人难以忘怀！
1965年6月的一个午后，石棉矿医院的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味，随行人员匆匆领着一位穿旧军装的老人推门而入。病床上的帅仕高眯着因白内障而发灰的眼睛，听见脚步声，下意识撑着床沿坐起。那位老人走近，没有自报家门，只是攥住他的手，轻轻说了句：“老伙计，好久不见。”
屋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帅仕高愣了半晌，认出对方军帽上的星徽，却想不起名字，急得直挠头。“首长，您叫什么名字？”话音刚落，身旁干部连忙介绍：“这是彭德怀元帅。”一句话像春雷炸响，老船工脸上的血色唰地涌起，他抖着声音喊了声“彭……彭总指挥！”紧接着一把抱住来客，泪珠从布满老茧的眼角滚落下来。

彭德怀在枕边坐下，递上一包“将军”牌香烟，又从挎包里摸出三十元，说是补贴药费。帅仕高不敢接，彭把钱压在枕头下：“拿着，看病要紧。”两人就这么短短几句，情分却抵得过千言万语。彭临走前叮嘱县里干部：“他家几口人，种多少地，摸清楚，该解决的要尽快解决。”言辞平平，却带着不容商量的力度。
时间的指针被拨回到三十年前。1935年5月，大渡河水声震天，河心浪头有两丈多高。安顺场北岸的船只被国民党军抢走，红四团只缴获一条旧木船。若不能抢在敌人包抄前过河，几万人的队伍就会陷入绝境。急需熟练船工，可河边人心惶惶，多数人宁肯把船凿沉，也不敢招惹来势汹汹的官军。

帅仕高当时二十六岁，世代撑船为生，最懂这条河的脾气。他原本躲在竹林里避祸，被红军搜索到，战士并未强逼，只递给他一碗热粥，说：“我们都是穷人，想过河去找活路。”这一句话，戳中他的软肋——自己不正是被盘剥得没路可走的穷苦人吗？他答应带路，但开出条件：伙食要管够，还得再找几个搭档。同村的李木生、王长根也被说动，一条小船，四个船工，和十七名突击队员的命就绑在一起。
5月25日拂晓，雾气涌上河面。船刚离岸，北岸机枪就扫了过来，子弹在水面打出一串白花。帅仕高顺流斜切，用桡杵稳住船头，让浪涌成天然掩护；船底擦着暗礁时的“咯噔”声，他却连眼皮都没抬，闷头划桨。靠近对岸，红军掩护分队举火力压制，船一下触滩，突击队员飞身而出，拿下碉堡。天亮后，安顺场渡口重归平静，可七天七夜里，船只一趟趟往返，终于让大部队全部过河，并为随后飞夺泸定桥赢得先机。

渡河结束，帅仕高拿到八块大洋和一张写着“有功船工”的字条，他笑着塞进腰包，回乡种地。新中国成立后，他依旧以撑船糊口，日子过得紧巴，却从不拿自己当英雄。偶尔有人问那年事情，他只摆摆手：“是红军救了我，不是我救了红军。”
1950年代，刘伯承去西昌开会，抽空坐小车到安顺场看过他；1963年，杨得志、杨成武到重庆参加会议，也顺道派人送过大米和棉被。可彭德怀这一趟，却是帅仕高头回面对面坐着聊天。彭后来给四川省委写信再次催促改善老船工生活，县里才为帅家修了新瓦房，安排儿子进了渡口管理站。有人问帅仕高：“后悔吗？当年若是跑了，也许不用担这些风险。”他笑着反问：“没那一条船，红军翻不过河，我们老百姓能有今天？”一句话，把个人荣辱和国家命运，捻进了烟丝一样朴素。

大渡河畔如今已架起水电站，汹涌激流被钢闸门驯服。岸边旧渡口保留作纪念，木桩、纤绳都换成水泥浮桥，只有碑石上一行小字提醒来客：1935年红军强渡处。当地导游爱讲帅仕高的故事，说那艘小船仍埋在河滩下，谁也没去挖，因为传说它必须与江水长眠。真假不论，这份民间敬意，恰恰说明普通人在历史节点上的选择，会被后世轻轻擦亮、细细保存。
帅仕高去世那年是1995年，享年八十四。没办追悼会，也没高调立功德牌，只在老宅门口搭了个黑棚。乡亲们抬来野菊花，高声念叨：“老帅走好！”人群散去，晚风掠过河面，远处水声依旧。岁月改变了河道和岸线，却留不住那些挥桨的背影。历史的巨浪向前推涌，依然有人记得，枪林弹雨里那一声沙哑的呼喊：“踩稳了，船要靠岸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