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地黄”是老黄的外号，他大名叫黄XX，阜阳颍上人，早年入黄埔四期步兵科，干过民国上海警察局局长，刚解放在《华东军事政治大学》教过书，在五十年代“XXXX”运动时，发配至XX劳改。70年代回蚌埠,当时住在太平街蒋岗巷。那年头做大小事情都离不了那根一抓就灵的弦儿，街道本着治病救人的思想，安排他打扫防修路（现太平街）。其实就是每天早晚，摇着一个擦的铮亮的铜铃铛，拉着一辆草绿色的架子车收垃圾，并负责用大笤帚清扫整条街道。
老黄好吃烟，没事的时候喜欢打一批，在乌烟瘴气里澡堂里、在街头灰暗的茶炉里，弥漫的烟味把禁止吸烟的牌子熏得发黄。老黄烟瘾实在是大，可没了烟他也就没了魂，真是难办啊。老黄发这通感慨时，总会忙不迭打一批四分钱一包的由蚌埠卷烟厂出品《大铁桥》《双猫》《东海》的两头冒，偶尔老黄也会冒冒痞，不知从哪搞的一包一角二分钱的《百寿》散给大伙。要是哪天谁给他一根《团结》过滤嘴，他会夹在耳朵上舍不得抽。
烟吸久了，他脸色发黄，手也叫烟熏得发黄，一笑还露出一口大黄牙，所以得了外号“扫地黄”。
他老婆长得很漂亮，老黄说她是南京人，在我家后面《纬二路小学》教书。那年他回来，那顶“XX帽子”还戴着。家里娃娃多，生活十分艰难，他老婆经常到我家门口旁边的国营菜点捡大白菜帮子。知识分子好脸面，怕熟人看见，都是乘天黑去，菜点的人都晓得他家情况，在卖大白菜时，故意多拨几片白菜帮子下来，反正都是公家的。
爷爷这人急公好义，最看不得人家遭罪。每到冬天下大雪，爷爷就会四点准点起床，拿着大扫帚去帮老黄扫街。快过年了，一天晚上下大雪，夜深人静，爷爷从房檐窗户上挑下两挂自家灌的香肠，一挂咸肉，挂在我的脖子上，让奶奶领着我，悄悄的送到老黄家，当时老黄感动的两眼流出了泪花。我有时做梦还记得那个画面，在漆黑的夜晚，天上下着鹅毛大雪，一个小脚老太太领着一个4岁的娃娃，娃娃脖子上挂着拖到地的香肠和咸肉，歪歪倒倒的走在防修路上，昏暗的路灯照出长长的人影。爷爷的言传身教，使我懂得，做人一定要雪中送炭，莫要锦上添花。
整个太平街，每当“扫地黄”的熟悉的铜铃铛响起，就能看到老黄精神抖擞、气宇轩昂的迈着军人的步伐，拉着那辆绿色的垃圾车出现在街口，仿佛拉着千军万马。我们小孩都会跑出来看，老黄偶尔会从口袋里掏出几块皱巴巴的高梁珍珠贻或是一把五香花生米，大点小孩都往后列，我们小，伸手就去接过来吃，觉得软软糯糯好吃的很，这时老黄就会咧着嘴高兴的笑起来。当时每家都得自己上前倒垃圾，唯有我家例外，是老黄拿起我家门口的垃圾桶倒到车上，这恐怕是他唯一回报的方式吧。
据老黄说，当年在黄埔四期步兵科跟他一屋住大通铺的是一个粗眉大眼的小个子青年。从湖北XX来的，平素虽不言语但颇有心计且有些阴刁的同窗。“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几十年后，这湖北佬竟走骚，会成为中国政坛上一时红得发紫的人物。说起来，数载同窗，只是在北伐后他们各事其主才断了音信来往。
当老黄一家蜗居太平街蒋岗巷那破烂不堪的小院时，一次他在细细品味捡来的《人民日报》时，看到他的当年同窗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时，不由地嗟叹世事难料，人生如棋真个难得理清爽。不久，那红得发紫的名字就从报纸上销声匿迹了。老黄正觉诧异之时，很快又传来小道消息，那小子携妇挈子XXXX，随着一声巨响摔在了塞外的的大沙漠里。从那以后，太平街委实算是喧闹了些日子。小小的蒋岗巷那条弯弯曲曲的青石板道上，不时奔走着些着陆海空军装，或穿灰色中山装夹着牛皮公文包人员。这些人在老黄那破旧的的小院内进进出出，一个比一个来头大，把街道苏大姐忙的脚底板冒烟。往往是这帮人刚刚走，又来一帮子黄庄和施家洼的XX群众来看老黄，比过年赶集还热闹，严重影响了老黄的正常工作，毕竟老黄的主业是扫街和运垃圾。苏大姐实在没有办法，就允许老黄改为一天一收。老黄私底下经常调侃地说：“靠，我的孩来，我现在虽是是哈巴廊子，但上学时我是班长，我就不喜欢那个湖北佬，一比吊槽，阴了吧唧的，那个老几最后也熊了，你说他图个雄吗。”老黄头上的紧箍咒好像立马松了许多。七十年代中后期，拨乱反正，XX局里的档案上乾坤朗朗地白纸黑字写着结论：老黄没得XX还起义有功。
老黄落实政策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市第二百货商店，给爷爷买了一捆子蚌埠酒厂产的红芋干子做的《蚌埠大曲》（俗称大众茅台）。跟爷爷一醉方休，从那一晚起，老黄总是喜欢喝多，而且，每次都是酩酊大醉。
为了光荣和梦想，老黄当年投笔从戎，已是昨夜东风，世事沧桑，都由后人去评说。
百年太平街上故事多，你如果喜欢太平街，我会在太平街等你，一起回忆和咀嚼它的百年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