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马步芳曾经是西北地区的重要军政人物。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被列为重点通缉对象，不得不离开祖国，经香港、埃及等地，辗转流亡海外。

上世纪六十年代，马步芳已经年过半百，在沙特阿拉伯定居，生活环境和早年的风光有了极大的变化。他当时身为沙特阿拉伯的外交人员，带着子女和随从一起居住，表面上身份显赫，实际却始终受各种限制。

马步芳在流亡期间，先后带着家人迁居吉达、麦加等地，对外自称敬虔教徒，当地华人社区也对他的背景略有耳闻。

在海外，他常常参加驻外活动，表面上风平浪静，私下里却因为生活习惯与当地格格不入而颇有压力。

据史料记载，马步芳刚到沙特时，确实谋得了一份外交职位，但后来逐步处于被动，实际影响力远远不及往昔。

关于家庭的实际生活，马步芳虽然在新环境中保持着一定的排场，但内部气氛因多年漂泊和彼此关系复杂而充满张力。流亡生活让他对家人要求更加严格，经常强调家庭纪律。

不过很多随行家属不适应异国生活。马步芳不少亲眷长期处在规训和约束之下，不少晚辈在海外习惯的冲撞与不满也时有发生。

有记载显示，马步芳晚年性情愈发严厉，对子女和下属极为苛刻。他有时会因为琐事训斥家人，也有对家庭成员提出苛刻要求的情况。

与国内时期相比，身边人对他的抗拒情绪逐渐累积，生活氛围较为压抑。马家后人曾回忆，沙特时期家中仆人和亲属都尽量避免与他正面冲突，避免触怒他的威严。

马步芳对待年轻一代的态度，既有传统父权意识，又夹杂着流亡的不安，这让家庭成员普遍缺少安全感。

在沙特工作的马步芳，每日生活较为单调。他虽然仍以原有的身份活动，实际上已不具备从前的地位和权力。与当时的许多海外活跃人士相比，他更多地将精力放在家庭防范上。

对外界接触极为谨慎。马步芳所接触的社会圈子有限，多数活动是在熟人圈中进行，鲜有新朋旧友。对于一些不和谐的家庭矛盾，他基本采取强硬手法处理，而不是沟通和化解。

新中国成立后，远在沙特的马步芳难以再回原籍。即便想要寻求台湾落脚，也受到重重障碍。由于身份背景和旧账未清，台湾当局对他多有戒心，并未给予特殊优待。

他在沙特同当地侨胞交往时，经常介绍自己过去的身份，但出于各种原因，大多是低调行事，避免引发不必要的关注。

曾有史料报道，马步芳在沙特时期种种行为逐步被曝光，包括一些旧时代遗留的不良作风，这些也逐渐影响了他在当地华人的口碑。

在个人生活方面，由于漂泊无根，马步芳家族成员长期缺乏归属感。他本人年岁渐长，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家属中有后人提及，晚年的马步芳日益封闭自我，除了处理日常公务之外。

很少外出，也鲜有可以倾诉的朋友。他的寓所成为家族成员与外界联系的主要场所，而他本人则极少参与外界的华人活动或社交场合。

在沙特的这些年间，随着身份逐渐边缘化，马步芳所处的环境发生很大变化。在他早年身居高位、指挥千军的权势不再后，生活的内外交困慢慢显露出来。

家人的离合、子女的反抗、外界的冷遇，让他逐渐远离公众视线。在海外日常生活中，他更注重家庭内的自保和稳定，而不愿卷入更多无谓的纷争。

一些史料提到，虽然表面上仍保持着昔日声势，实际上已经只能依靠家族自守，难以影响更广泛的社群。

马步芳在流亡期间，偶有海外华人和记者对其经历感兴趣，试图了解他的人生变化。面对外界，马步芳大多选择避谈过去，偶有受访，也是强调个人信仰和家庭团结。

极少提及内心的孤寂与家族的矛盾。对待成员的生活管制依旧严格，尤其对子女和旁系亲属，生活和交往都有详细要求。因环境所限，家人多半听从安排，鲜少有公开反对的举动。

他的家族成员包括多位太太和子女，他们在异国生活多年，彼此之间虽然联络密切，但家庭内部意见并不总是统一。晚期的马步芳难以适应变化中的海外环境，生活愈加封闭。

邻里关系疏远，外出活动频率减少，晚年基本居家休养，很少与外部交流，仆人和家人是他日常唯一的依靠。

到了晚年，马步芳基本不再参与政治与社交活动。在沙特的寓所中，他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

最终，马步芳静静地在异国他乡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历程，没有回到故土，也没有留下更多公开的言语。这一段经历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特殊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