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台湾是中国的，韩国的李在明曾在一场教育会议上说的一句自嘲的话，意外点出了当地汉字教育的大问题。 2025年12月，韩国总统李在明在教育会议上开玩笑，说学生连自己名字都认不出，经常把“在明”误写成“罪名”，惹得会场一片哄堂大笑。 李在明本人的幽默反应实际上在提醒全社会，大家天天喊着文化自信，现实里却连总统名字也会认错，尴尬至极。 说起来，韩国社会和汉字之间的关系，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纠结。 早在1895年，朝鲜王朝末期第一次试图“摆脱汉字”，但因为社会使用汉字高度依赖，这次努力没能如愿。 真正的分水岭，出现在1948年，《谚文专用法》出台，受到当时美国占领军的影响，政府决定让谚文在官方文书中占主导地位。 到了1970年代，朴正熙政府提出了“韩文专用五年计划”，小学教科书彻底去掉汉字，政策一推到底，学生们和汉字的缘分越来越淡。 上世纪60年代报纸上汉字的使用率一度高达77%，可到了2017年，这一数字跌到了不到1%。 最经典的对比莫过于，小学生的汉字课早早消失在课本里，而社会上还是到处可见音同字不同的误解。 没了汉字的日常教育，不只是对历史和文化的不认识，还真成了影响社会运行的大麻烦，韩国社会出过很多因汉字误会带来的“事故”。 2009年，京福高铁施工队把“防水”当成了“放水”，最终导致桥梁支撑部分开裂，引发安全危机。 2019年，韩国医疗行业也因“腎”和“臣”、“膽”和“談”闹乌龙，少数医生因为汉字不通，差点让患者背上天价医疗事故。 法律层面更是如此，法院判决书里几个同音异义词，让不少人对案件的结果一头雾水。 汉字教育的断层，最直观地体现在文化传承上，如今，还有多少韩国年轻人能看懂《三国史记》《高丽史》等“根本性”古书？ “断根”不是空喊口号，是肉眼可见的现实：翻遍家族历史，发现祖上的人生像被抹去了字迹，身份成谜，这种文化记忆的丧失，在全球化浪潮席卷的今天，越显得令人唏嘘。 有趣的是，同为东亚文化圈的日本，在汉字教育上的选择完全不同。 日本把“教育汉字”分门别类，小学分六级分阶段学习1006个汉字，套在日常语文和生活教育里，人人都能应对社会上的“汉字考题”。 日本小学一年级学80个汉字，二年级学160个，逐级加码，社会常用汉字表有2136字，成年人基本都能全会。 更重要的是，日本在保留日语特点的同时，也不丢对历史典籍、传统文化的接触权，一手抓现代化，一手稳历史传承，这种文化平衡的经验成了很多韩国教育专家眼中的“教科书级别案例”。 其实，韩国国内也有不少声音呼吁汉字回归，1998年，总统金大中就公开表态，要让汉字重回社会生活。 重要的交通标牌陆续恢复了汉字，到了2023年，还有议员直接提案，要把汉字列为中小学必修课。 首尔一些私立学校也开始自发开设汉字课程，韩国社会逐渐意识到，汉字并非“老古董”，反而是现代社会沟通和认知的工具。 但现实却不如表面这般乐观，汉字，在部分韩国人的心中，仍然背负着历史包袱。 有人把它当作“外来文化武器”，担心一旦汉字重返课堂，会冲淡民族自豪感，加重“文化身份危机”。 教育系统也陷在各自为阵的惯性中，合适的教材、懂得教汉字的老师、每周能安排出来的课时全是问题，更别提社会上对汉字究竟该处什么位置的共识还没建立。 当下，韩国汉字教育处在一个不上不下的尴尬地带，一边是现代社会的实际需求，另一边是历史与意识形态的拉扯。 绕不开的事实是，韩语里有七成词汇本来就是从汉字来的，譬如“青少年”“政策”“建议”，没有汉字根底，很多词汇容易同音混淆，讲起来“似懂非懂”，写出来时更糊涂。 日韩经济和中国的交往越来越深，汉字成了区域交流的通用“钥匙”，外部环境正倒逼韩国教育改革，而汉字究竟该如何“回归”，成了摆在韩国社会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李在明选择《千字文》作为汉字启蒙的象征，这背后其实藏着两层深意。 第一，打算用最简单、最基础的方式，让孩子们重新和汉字建立亲密关系，让汉字的“门槛”降到最低。 第二，也是一次态度升级——公开在全国范围内表态，不想让韩国社会继续在“文化认同”问题上徘徊。 总统的表态不是简单的“呼吁”，而是一种实际的政治信号，明确要为汉字的回归提供动力和政策支持。 当然，韩国社会对汉字的“回归”已经在路上，从政策开放到社会舆论，从课堂试点到家庭教育，脚步越来越清晰，但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汉字“翻身仗”，单靠临时抱佛脚远远不够。 比如说，实用优先，先把法律、医疗、工程等和老百姓生活直接相关的汉字列为重点；再比如，跟着日本经验走，按年级分阶段推行，逐步降低汉字恐惧症。 技术赋能的机会也不少，如语音识别和AI辅助教学，可以大大降低孩子们入门的难度。 总之，汉字回归必然是一场长期且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政策、教育、社会三方同向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