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陈明仁的大儿子陈扬钊，毕业于黄埔军校十九期，毕业后在陈明仁麾下当了排长。后来升任副连长。和平起义之前，程潜准备直接提拔他为营长，命令都已经发出去了，陈明仁却坚决反对。 自家老子的部队里，当老子的竟然不让儿子升官。 这话听起来像段子，可放在陈明仁身上，再正常不过了。这个湖南醴陵人，黄埔一期毕业，从东征打到北伐，从抗日打到四平，战场上从来没怂过，带兵打仗的本事连林彪都佩服。可偏偏在“私”字上头，他硬得像块铁。 陈扬钊是他和原配妻子谢芳如的长子，1921年生人。1942年日军打到贵州，正在贵阳花溪高中读书的陈扬钊坐不住了，决定子承父业，投笔从戎。陈明仁得知后大喜过望，亲自安排儿子报考黄埔军校。从贵阳到成都，陈扬钊背着十几斤重的行装，跟着队伍步行了一个半月，每天走三十公里，鞋子磨破了就光着脚走，这才考进黄埔十九期。1945年4月毕业后，陈扬钊被分到父亲的部队，从见习排长干起。 陈明仁对儿子只有一个要求：不许搞特殊。 排长就是排长，该站岗站岗，该带队冲锋带队冲锋，跟普通士兵一模一样。陈扬钊也争气，打起仗来从来不往后缩。可陈明仁心里清楚，儿子在部队里，别人多少会给几分面子。他怕的就是这个“面子”毁了规矩。 1949年，程潜准备提拔陈扬钊当营长的命令发下来，陈明仁一看就火了。他找到程潜，说：“扬钊资历不够，能力也不足以胜任营长。在部队里，升迁要靠本事，不能靠父亲的脸面。”程潜劝他：“扬钊在部队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升营长是凭真本事。”可陈明仁死活不松口。 那段时间，正是程潜和陈明仁秘密筹划起义的关键时刻。 陈明仁顶着“党国”的信任，在蒋介石和白崇禧的眼皮底下跟共产党代表接触，每一句话都可能掉脑袋。1949年5月，白崇禧退守湖南，就驻扎在长沙。陈明仁白天陪着白崇禧视察部队、讨论军务，晚上关起门来跟程潜商量起义细节。一个兵团司令，干着掉脑袋的事，身边全是白崇禧安插的眼线。他心里那根弦，崩得比战场上的枪栓还紧。 就在这种随时可能暴露、随时可能被抓的生死关头，程潜给陈扬钊的营长任命书来了。 陈明仁把这件看似普通的“家事”，当成了检验自己底线的“军令”。他担心儿子一旦被提拔，外界会认为他在搞“家天下”，更怕这会给起义大计带来不可预知的变数——万一事败，这个“营长”的头衔，就是儿子陪葬的绳索。所以，他宁可让儿子受委屈，也要把这道口子堵死。一个连亲生儿子的前程都能狠心按下的人，别人还能说他什么？ 这就是陈明仁的“干净”。他带兵一辈子，手下官兵服他，不是因为他能打，是因为他不贪、不占、不搞裙带关系。有人说他“清高”，有人说他“古板”。可在那个到处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旧军队里，陈明仁这种“古板”，比金子还值钱。 1949年8月4日，长沙和平解放。 陈明仁没有给自己留任何后路，也没有给儿子谋半点福利。 起义后，陈扬钊主动辞职，带着全家人躲到湘西深山隐居。改名换姓，东躲西藏，直到局势稳定后才与父亲团聚。他没有沾父亲的光，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全国政协参事室、广东省政协参事室等处任职，2002年离休。他的弟弟陈扬铨更是选择了和父兄完全不同的道路，在杭州当了一辈子大学教授。 有人问陈扬钊后不后悔，他摇摇头，只说了一句话：“父亲是对的。” 陈明仁晚年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部队，唯独对家人有些苛刻。”可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但我不后悔。” 陈明仁逝世后，家人整理遗物，发现他多年来的军饷、津贴几乎都捐了出去，留下的存款寥寥无几。这位开国上将，对自己、对家人都狠，可他狠得干净，狠得坦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