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潮州知府陈兆棠被捕，革命军让他拿出十万元来换命，陈兆棠却宁愿被处死："死就死，哪能拿钱帮助你们谋反？"革命军怒了，朝他开了13枪处死了他。陈兆棠这话倒是说的貌似大义凛然，实际上他是一个恶贯满盈的魔鬼。 陈兆棠是湖南桂阳人，1859年生，父亲陈士杰是曾国藩最倚重的幕僚之一，历任浙江巡抚、山东巡抚，在湘军的几次关键战役中都出过力。 兄弟几人都由大儒王闿运亲授，陈兆葵、陈兆文双双考入翰林，另一个兄弟陈兆奎跟着王闿运读了三十年书，文名远播。这一家子放出去，哪个都是体面人。 偏偏陈兆棠只是个廪贡生，不是正途进士，靠捐五品同知衔才在光绪十五年谋到一个四川兴文县知县的差事。这个出身，在那个时代的官场里就已经矮了一截，遑论与兄弟们相比。 他心里是什么滋味，外人猜不透，但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多少透出一股急于证明自己的劲头。 转机出现在庚子年前后。八国联军入北京，各地百姓纷纷毁教堂出气，地方官大多随波逐流，甚至默许。陈兆棠在崇庆州却反其道而行，严令保护教堂，亲自拿办闹事之人，教士没有受到伤害。 这个判断恰好与当时任山西巡抚的岑春煊不谋而合。岑春煊是晚清出了名的"官屠"，整治腐败官员毫不留情，但也正因如此，他眼光毒辣，识人准确。 陈兆棠这个处置，被岑春煊记在了心里。 光绪二十八年，岑春煊升任四川总督，立刻把陈兆棠召回署理邛州直隶州。次年岑调任两广总督，又带着陈兆棠一起入广东，让他统领武匡军。 岑春煊按规定拨给他两千金作统费，陈兆棠拒而不受，还说了一句"不要钱，不徇私，不任性"。旁人看着，觉得这人还算有节操。 然而，权力这东西，放到不同人手里，结果大相径庭。 岑春煊把陈兆棠派去主持惠州清乡，让他专门负责剿匪事务。惠州的匪患确实严重，但"就地正法"这四个字，才是问题的根子所在。 早在光绪十一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就奏准在广东恢复就地正法制度，地方官可以不经上级复核，直接审理处决嫌疑人。这套制度给了主持清乡的官员一张可以任意填写的空白授权书。 陈兆棠拿到这张授权书之后，惠州开始血流成河。真正的土匪早就跑光了，留下的多是被人构陷的平民和微罪小犯。 但陈兆棠从不深究，送到手里的人，一律处决。 三年间，惠州有据可查的被杀人数超过三千，许多家庭就此消亡。百姓背地里叫他"屠伯"，这两个字不是夸他，是在咬牙切齿。 正是这段惠州的血腥岁月，让当时还在广东法政学堂就读的陈炯明忍无可忍。陈炯明是惠州海丰人，1906年入学，眼睁睁看着同乡惨死于陈兆棠刀下。 1907年，陈炯明联合同乡张友仁，联名举报惠州知府陈兆棠滥杀无辜，迫使广东当局将其撤职。一个在校学生扳倒一个知府，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 清代名臣曾国藩有一句话："好汉打脱牙和血吞。" 意思是真正的硬气，是能忍辱负重、不乱发威。陈炯明做到了这一点，他没有冲动行事，而是一步一步将抗争推进到制度层面。 1909年，陈炯明当选广东谘议局议员，随即提出《废除就地正法案》，在议局辩论中明确点名陈兆棠，指出其在惠州治下死于非命者超过三千，其中不乏冤案。 议案最终未能通过，反对者的理由是"非有就地正法，即无以清乡"。但陈炯明的这番话，已经白纸黑字留在了历史记录里。 而陈兆棠，此时已被调往潮州，继续他的那一套。上任不久，一天之内下令处决三百余人，潮州百姓噤若寒蝉。 一个叫罗宾二的小商贩，本是被土匪绑架的受害者，结果被官府与土匪勾连，反诬为匪，最终死在陈兆棠手下。弟弟陈兆葵曾私下劝过陈兆棠，话没说完就被挡了回去。 1911年11月，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潮州，革命军很快攻破城池。百姓奔走相告，盼的就是这一天。陈兆棠被捕之后，革命军给了他一条活路，开价十万元。 陈兆棠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