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开国上将，叶飞的女儿叶葳葳从北大毕业了，一纸调令将她分配到青海省德令哈市，她不知道这个德令哈市在什么地方？面对这样的分配，她惊慌失措。 那时候的大学毕业生，哪有什么自己挑工作的说法。组织说去哪儿，你就得去哪儿。可德令哈？叶葳葳翻遍了脑子里的地理课记忆，只模糊记得青海省大概在西北，剩下就是一片空白。她赶紧跑到学校图书馆找地图，手指沿着铁路线一路向西划过去，过了西宁，过了青海湖，再往西，一个小黑点旁边标着三个字:德令哈。那地方离北京少说有两千多公里，搁今天坐高铁都得一天，那时候绿皮火车晃晃悠悠，怕是要走上好几天几夜。 她心里头翻江倒海。不是娇气，也不是怕吃苦。她父亲叶飞，战争年代脑袋里还留着子弹，什么苦没吃过？可问题是，这调令来得太突然，连个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她跑去问系里的老师，老师叹口气：“这是上面定的，我也没办法。”她又试着给家里打电话，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父亲的声音倒是平静：“服从分配吧。” 服从分配。这四个字像一块石头压下来。叶葳葳知道，父亲不是不心疼她。可那个年代，多少干部子女都被扔到了最艰苦的地方，你要是闹情绪、讲条件，别人怎么看？说你开国上将的女儿搞特殊？那比吃苦还难受。更何况，父亲那一辈人，骨子里真信“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句话。不是喊口号，是真信。 可叶葳葳还是慌。她翻遍了报纸，查不到任何关于德令哈的报道。托人打听，回来的人说：“那地方，风沙大，冬天零下二三十度，街上连棵树都难活。”更具体的，谁也说不清。有人说那儿有个农场，有人说那儿在建什么工厂，还有人说方圆几十里就几百户人家，晚上能听见狼叫。越听越没底，她连着好几天睡不好觉，一闭眼就是戈壁滩上无边无际的荒凉。 说实话，今天的人很难理解这种慌张。你打开手机地图，德令哈的位置清清楚楚，海拔、人口、气候甚至网红打卡点都标得明明白白。可五十多年前，一个刚从北大毕业的姑娘，手里只有一张纸，纸上写着三个陌生字，背后是一片未知。这种未知不只是物理上的远，更是心理上的悬空，她不知道去了能干什么，不知道要待多久，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回来。 有人可能会说，你是叶飞的女儿，真不想去，托托关系改个分配不难吧？这种想法太天真了。恰恰因为她是叶飞的女儿，她才最没有退路。那个年代，干部子女如果搞特殊，传出去就是政治事件。父亲一辈子枪林弹雨闯过来的名声，不能因为她给毁了。更何况，父亲自己就是个硬骨头，当年闽东独立师那么艰难的环境都扛过来了，他会让自己的女儿当逃兵？不会的。 叶葳葳最终还是收拾了行李。一只旧皮箱，几本医学书，她在北大读的是医疗专业，心里还存着一丝念想：到哪儿都是给人看病，德令哈的农牧民也需要医生。临走那天，母亲把一条厚围巾塞进她包里，父亲站在门口没说话，只是拍了拍她的肩膀。那个年代的父亲大概都是这样，千言万语全在那一拍里头了。 火车开了三天三夜。越往西走，绿色越少，车窗外的山越来越秃。到了西宁换乘长途汽车，土路颠得人骨头都快散了架。等终于站在德令哈的土地上，叶葳葳才真正明白什么叫“荒凉”。一条土路，几排低矮的土坯房，远处是光秃秃的戈壁滩，风刮起来沙子打得脸生疼。她蹲在路边哭了一场。哭完擦擦眼泪，拎着箱子走进了那家只有几间屋子的卫生站。 后来的事情，就是另一个故事了。她在德令哈一待就是好多年，学会了给牧民接生，学会了骑马出诊，学会了在零下三十度的夜里用冻僵的手给病人缝伤口。当年那个惊慌失措的北大毕业生，最后成了当地人口中的“好医生叶葳葳”。 回过头看，这纸调令到底是残酷还是成全？我说不好。那个年代有很多不讲道理的安排，把人扔进荒漠，扔进深山，扔进他们从未想象过的角落。有些人被彻底击垮了，有些人却在荒芜里开出了花。叶葳葳属于后者，可这不代表这种分配方式就值得歌颂。真正值得记住的，是那些在逆境中没有放弃尊严和责任的普通人，而不是逆境本身有多“锻炼人”。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