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将王郢作乱，石鉴镇将董昌募乡兵讨贼，见钱镠骁勇，表其为偏将。天下大乱后，董昌遂团诸县兵为八都，以钱镠为都指挥使，成及为靖江都将，这便是八都兵的雏形。 那是个什么年头？大唐的招牌还在，里头早就烂透了。皇帝躲进了深宫，整天惦记着吃丹药，黄巢的军队正在北边折腾，眼看就要把天捅个窟窿。 南方也不太平，王郢一造反，浙西一带人心惶惶，官府靠不住，只能自己想办法。董昌当时也就是个地方镇将，手里没多少本钱，索性就地取材，招募乡里子弟当兵。就在这群操着吴语、拿着农具凑起来的汉子中间，他一眼就相中了个年轻人，钱镠。 钱镠出身不咋样，据说早年贩过私盐，在江湖上混过。这种人有个好处，胆大、机灵、不怕事，手下容易聚拢一帮亡命之徒。董昌让他当偏将，算是押对了宝。钱镠打仗确实狠，带着乡兵跟王郢的乱军死磕，一来二去，打出了名声。乱世里，能打就是最大的本钱。 后来局势越来越坏，黄巢到底打进了长安，皇帝一路跑到了蜀地。董昌的脑子活络起来，光靠自己那点乡兵不够看了。他把杭州附近八个县的武装力量攒到一块，搞了个“八都”，每都设一个都将，号称“八都兵”。 这支军队，名义上是保境安民，实际上已经成了董昌的私产。他把八都兵的总指挥，也就是都指挥使的位置，给了钱镠。另一个心腹成及，当了靖江都将。你看，创业的原始班子，就这么搭起来了。 这里头有个门道，值得琢磨。董昌是上司，是老板，钱镠是他发掘和提拔的。可乱世里的上下级，那层关系薄得像层纸。八都兵的根子，是各地土豪和他们的宗族、佃户。 钱镠当了总指挥，天天跟这些土豪头子打交道，时间一长，到底听谁的呢？是听提拔他的老领导董昌，还是听带着他们打仗、能给他们挣活路和功劳的钱指挥使？人心这东西，不知不觉就变了。 八都兵成了钱镠发家的老本。靠着这几千号能打的老乡，他先是扫清了杭州附近的军阀，像刘汉宏、薛朗这些，地盘一点点大了起来。 董昌呢，心思也开始飘了。他觉得皇帝都那个熊样了，我凭什么不能当皇帝？他在越州（今绍兴）扯起旗子，建国称帝，国号“大越罗平”。这下可捅了马蜂窝。 最尴尬的就是钱镠。从道义上讲，董昌对他有知遇之恩；从现实和“大义”上讲，董昌称帝是公然造反，朝廷（虽然也没啥威信了）和周边势力正好有借口来打。 更重要的是，如果跟着董昌一条道走到黑，就等于和全天下为敌，自己好不容易攒下的基业可能全搭进去。钱镠劝过，甚至用“取消帝号，向朝廷请罪”这种办法给董昌找台阶下，可董昌已经听不进了，觉得钱镠是在挡自己的皇帝路。 恩情到头了。钱镠转过身，就变成了讨伐董昌的急先锋。他打着奉朝廷诏命（其实诏命也是他想要的）的旗号，带着他一手带出来的八都兵，狠狠地打向了他曾经的老上司。 这场仗打得很残酷，但没太多悬念。董昌的皇帝梦没做多久，就兵败被杀。钱镠则吞并了董昌的全部地盘，控制了几乎整个两浙，后来被唐朝封为越王、吴越王，成了五代里吴越国的开国者。 回头想想这段，味道特别复杂。你说董昌冤不冤？人是他提拔的，兵是他让组的，最后要了自己命的，恰恰是这支力量和这个人。 可你说钱镠是忘恩负义的小人吗？似乎也不是那么简单。他劝过，给过机会，最后的选择更像是乱世丛林里，一个野心家对另一个野心家的必然吞噬。在生存和霸业面前，过往的恩情常常是最先被舍弃的东西。 八都兵，从一支自救的乡土武装，变成军阀私兵，最后成为王霸之业的基石。董昌和钱镠的关系，从伯乐与千里马，最终走向刀兵相向。 这里面没什么浪漫的忠义故事，只有冷冰冰的现实逻辑：在秩序崩坏的时代，武力归谁掌握，人心就跟谁走；而当共同的生存威胁消失，或者目标出现根本分歧，昨日的恩主与股肱，很容易就成了今日最大的障碍。 董昌的结局，创造了钱镠那头猛虎，最终却无法控制，反被吞噬。 史料主要依据《新五代史·吴越世家》、《旧五代史·世袭列传》、《资治通鉴》、《吴越备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