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曾志抗癌化疗，身体日渐消瘦，体重仅剩37公斤。弥留之际，她早已立下遗嘱：遗体送往医院解剖，留下可用器官，其余遗体进行火化，绝不占用公共资源。 病房里那台老式体重秤，指针颤巍巍停在37公斤的刻度上。护士每次扶她起身，都像捧着一捆干柴，这位当年跟着毛主席上井冈山的女战士，如今连咳嗽的力气都快没了。化疗药物把她折磨得不成样子，头发一把把掉，可她从没哼过一声疼。女儿陶斯亮守在床边，看着母亲手臂上密密麻麻的针眼，眼泪只能往肚子里咽。 您说这叫什么事？一个副部级老干部，临终前惦记的居然是“别给国家添麻烦”。她那份遗嘱写得清清楚楚，连追悼会都不要开，骨灰撒在井冈山的泥土里就行。有人劝她，您好歹是革命功臣，后事总得办得体面些。她瞪着眼睛，用沙哑的嗓子挤出一句话：“体面？老百姓看病排队的体面才是真体面。” 这话听着刺耳，可细想想，多少领导干部退休后占着病房不走，葬礼办得比婚礼还热闹。曾志偏偏反着来，连自己的骨头架子都要捐出去做医学研究。有人说她狠心，对家人狠，对自己更狠。我倒觉得，这种狠劲儿恰恰是现在最缺的东西，把“公”字刻进骨头里，到死都不松口。 她这一辈子，丈夫陶铸被打倒，自己挨过批斗，儿子留在井冈山当了一辈子农民。组织上要给她儿子安排工作，她一口回绝：“他种地种得好好的，别搞特殊。”您听听，亲儿子啊，愣是不肯多给一句好话。临终前儿子从老家赶来看她，母子俩握着手，她只说了一句：“地里的庄稼别荒了。” 医院要给她用进口药，她摆摆手：“国产的就行，能止痛就成。”主治医生急得直跺脚，说这药效果更好。她笑了，那笑容瘦得脱了相，可眼神亮得吓人：“好钢用在刀刃上，我这把老骨头，不值得。” 有人不理解，说这是作秀。作秀能作到死？能把自己作到37公斤还不改口？我看不是。这是从那个年代滚过来的人，心里装着杆秤，秤砣是老百姓，秤杆是良心。她们那代人吃过树皮，嚼过皮带，知道新中国这摊子家业来得有多难。所以哪怕剩最后一口气，也不肯多占一寸地、多用一分钱。 火化那天，按照她的遗嘱，有用的器官全捐了。听说她的眼角膜让两个年轻人重见了光明。您说巧不巧，那双看过旧社会黑暗、跟着红军走过两万五千里的眼睛，最后还点亮了别人的世界。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