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国民党上将刘峙带着姨太太黄佩芬及儿女来到香港，靠着敛取的钱财，刘峙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但好景不长，他的好日子到头了。 初到香港的刘峙，日子过得确实滋润。他仗着早年在大陆搜刮来的惊人财富，试图在香港买下一个“太平富家翁”的下半生。他在罗便臣道买了一幢三层洋房，西装革履地出入各大高档场所，舞厅、酒店成了他麻醉神经的避风港。为了掩人耳目，他甚至在门口挂了个“文明商行”的牌子，假装做起了正经生意。 可这乱世里的繁华，毫无根基可言。财富在失去了权力的庇护后，立马就会变成一块招惹豺狼的肥肉。 香港当时挤满了从大陆逃过来的国民党残兵败将。这些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老兵，连饭都吃不上，一抬头却看见昔日的老长官在这儿花天酒地，心里的怒火可想而知。1950年4月的一天，一群穿着黑衣的旧部直接堵死了刘峙洋房的大门，明火执仗地要求“补发欠饷”。刘峙哪见过这种阵仗，吓得赶紧让保镖拔枪对峙。可那些老兵都是不要命的主，僵持了半个多小时，这位堂堂的国民党二级上将只能乖乖认怂，咬着牙交出50根金条才把这群煞星打发走。 破财免灾的戏码刚落幕，港英警察又找上了门。原来是同僚李弥的残部想拉他下水，刘峙胆小怕事，偷偷买了20条步枪留在家里防身，结果被人赃俱获。他又大出血交了10根金条的罚款，这才免了牢狱之灾。接二连三的敲诈勒索，彻底掏空了刘峙的现金流，那栋豪华洋房也只能抵押给银行。更让他如坐针毡的是，台湾那边的《香港时报》开始连载文章，指名道姓地骂他临阵脱逃、祸国殃民。刘峙冷汗直流，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这是台湾方面要“借头立威”的信号。香港这地界，他一天也待不下去了。 走投无路之下，刘峙只能带着妻儿远走南洋，去印尼讨生活。 逃往印尼的路，更是一部心酸的“破财史”。在新加坡转船时，被当地帮派敲诈；到了印尼去雅加达的路上，又被军警和检查站层层扒皮。那些看着他衣着光鲜的人，就像盯着行走的提款机，不榨干最后一滴油水决不罢休。等一家人终于在印尼安顿下来，刘峙手里那点家底已经所剩无几。他试图做点小买卖，却赔了个底儿掉，全家人的生活瞬间陷入绝境。 为了活下去，他们只能搬到物价便宜的茂物市。年轻的三姨太黄佩芬放下身段，在当地华侨学校找了份教书的工作，靠着微薄的薪水养活曾经的国民党上将和四个孩子。 命运的转折点发生在黄佩芬回香港奔丧期间。为了保住饭碗，刘峙硬着头皮去学校替妻子代课。谁能想到，这位在战场上一败涂地、被同僚嘲笑为“猪将军”的男人，竟然在三尺讲台上焕发了第二春。 刘峙毕竟是保定军校科班出身，还在黄埔军校当过教官，肚子里是有真材实料的。他把枯燥的地理和数学课，结合自己大半生的阅历，甚至用军事沙盘的方式讲给孩子们听，把学生们迷得神魂颠倒。学校看他这么受欢迎，不仅聘他当了正式老师，给的薪水甚至比他太太还高。卸下将军光环的刘峙，剃着光头，穿着当地的纱笼，化名“刘中兴”，每天给华侨子弟补课，竟在这异国他乡的底层生活里，找到了他这辈子少有的踏实与安宁。 1952年，雅加达最大的报纸上突然登出一则广告，说前国民党总司令刘峙将军要发表演讲。这纯粹是当地右派分子借他的名气搞的噱头，刘峙本人完全不知情。可这颗重磅炸弹直接炸到了台湾。蒋介石在办公室里拍着桌子大骂，生怕这个在海外“丢人现眼”的旧部再惹出什么政治风波，当即下令派特务去印尼把他押回来。 当两张船票摆在面前，一张去台湾基隆，一张去美国旧金山，刘峙心里明镜似的。看着身边的四个孩子，他知道自己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无奈地登上开往台湾的客轮。 回到台湾的刘峙，迎来的毫无悬念是一场狂风暴雨。蒋介石见他第一面就用手杖劈头盖脸地打下去，打得他脸颊鲜血直流，痛骂他害死了徐州60万将士。刘峙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连声认罪。 从那以后，刘峙被彻底剥夺了所有实际权力，顶着一个“总统府战略顾问”的虚衔，被软禁在北投的草山招待所。他每天的任务就是对着淮海战役的地图写“失败检讨”，写了整整三年，稿纸摞起来有一尺多厚。 晚年的刘峙眼睛得了严重的青光眼，视力极度衰退，他却拒绝手术，嘴里念叨着“瞎了也好”。彻底失明后，他每天由黄佩芬搀扶着去听晨钟暮鼓，摸索着手抄《金刚经》。 1971年，这位见证了半个世纪沧桑巨变的“福将”，在台中医院默默病逝。他遗物中那枚被刮花蒋介石题字的纪念章，以及那首写在《金刚经》末页的打油诗：“曾驱铁甲下南昌，又向淮海饯夕阳。谁言福将终有福，半是尘土半沧浪”，成了他一生的最终批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