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红九军作战科长周希汉，被军长顶着额头连开五枪，五枪都没打中：是他命大，还是枪故意偏了？   1933年川北那个冬夜，真正让人发冷的，不是风，是枪口，一位军长在败仗后的帐篷里，当着一群干部的面，把驳壳枪顶到部下额头上，连扣五次扳机，灯火一晃，火药味扑开，帽子飞了，头发焦了一撮，人却没倒。站在枪口前的，是周希汉。   这事听着像传奇，细想却更像一场赤裸裸的权力较量，开枪的人叫何畏，黄埔五期出身，广东口音很重，话一快，鄂豫皖出来的战士常常听不明白，偏偏周希汉能听懂，而且能把命令转得分毫不差，这样的作战科长，平时是宝，翻脸时又最扎眼。   问题就出在他不肯弯，那次战后检讨，何畏想把责任压下去，周希汉却把地形、兵力、部署一条条摊开，话锋直指指挥层，换个圆滑点的人，可能忍一口气，过后再说，他不，他要当场把话说穿。   为什么没打中，有人说是气急了手抖，有人说是故意偏开，最说的过去的是何畏既要立威，又舍不得真杀，理由很现实，整个红九军里，既能听懂他的口音，又真能替他把仗盘明白的人，不多，周希汉偏偏就是其中最要紧的一个。   所以这五枪，表面是杀气，骨子里却是算计，军长需要台阶，下边的人却差点把命交代在台阶上，周希汉能活下来，当然有命硬的一面，更有一种麻烦得要命的稀缺：你不喜欢他，可你离不开他，何畏调走后，新军长倪志亮来了，治军更硬。   周希汉因为熬夜做方案，烟瘾上来，托人多拿了三包烟，放在今天，这点事几乎不叫事，放在当年的红军里，这就是纪律问题，结果是全军点名，随后一纸调令，把作战科长扔进政治部油印股。   前一天还在地图前排兵布阵，转头就蹲进满是墨味的小屋，拿铁笔刻蜡纸，印文件，磨钢板，那不是简单的降职，更像一种公开修理：你不是傲吗，你不是硬吗，那就先把锋芒按进油墨里，很多人到了这一步，心就散了，周希汉没散。   他不吵，也不求情，就埋头干，手上沾黑，衣服沾黑，连日子都像被油墨糊住了，你说这是不是委屈，当然是，可恰恰在这里，能看出这个人的底子：位置没了，劲头还在，门关上了，骨头没软。   后来徐向前来视察，发现送上来的作战文书少了以前那股机警劲儿，一问，才知道周希汉被发配去刻钢板了，徐向前直接找过去，推开小屋，看见一个本该在前线筹划战局的人，正窝在灯下跟蜡纸较劲，当场就火了，立刻把人调回去。   这就有意思了，周希汉一生最鲜明的标签，常常被说成“命大”其实哪有什么单纯的命大，真正决定他没被埋掉的，是高层里始终有人看得出：这个人不好用，但太有用，毛病不小，本事更大。   1940年8月，百团大战打响，周希汉那时在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任参谋长，负责一侧战斗，破袭得手后，日军精锐很快反扑，通信又出了问题，和上级一时接不上，更棘手的是，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师部和北方局机关都在卷峪沟附近，守卫力量并不厚。   换句话说，只要一道口子被冲开，后果不是丢一块阵地那么简单，周希汉没等命令，立刻把第38团主力往关键位置调，自己盯着第16团顶上去，死死咬住，那一夜，阵地反复争夺，前后拼了十七次，直到天黑后，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才接到可以撤的消息。   这样的仗，最见指挥员成色，不是在布置完美条件下打教科书，而是在失联、重压、信息不全的局面里，靠判断力和胆气硬撑住全盘，刘伯承后来见了他，给了个极响亮的外号：赵子龙。   1946年临浮战役，他率第十旅在公路要点设伏，盯上的目标是胡宗南麾下那支有“天下第一旅”之称的部队，旅长黄正诚，装备精良，名气也大，周希汉手上三个团，只摆出两个围，一个留作机动，夜里收网，指挥所被捣开，黄正诚想换士兵衣服溜走，还是被活捉。   被押到跟前时，黄正诚张口就要见“最高指挥官”显然不把眼前这个高瘦的八路军将领放在眼里，周希汉也不绕，直接把话顶回去：抓你，用不着更大的刀，攻也打过，守也打过，白天夜里都试过，你哪一样打明白了。   你本来早就够格更高位置，之所以一直没提，是因为骄气太重，得先把这层锋芒磨掉一些，这番话，分量很重，它等于承认一件事：周希汉不是自然生长成这样的，他是被有意识“雕”出来的。   到1949年，他终于出任第二野战军第13军军长，随后参加渡江、进军西南。1950年初的滇南作战，他率部与兄弟部队协同，一路追击近1800公里，在元江一带重创国民党第八兵团，连陆军副总司令汤尧都成了俘虏。那一仗打完，蒋介石想在滇南保留一块所谓“反攻”依托地的盘算，基本断了。   他被枪口顶过，被纪律摁过，被放逐过，也被伯乐一次次拉回战场中央。他能在最险的夜里守住机关，也能在俘虏面前把对方气得说不出话。他战功赫赫，却长期不升。他不是没有傲气，而是这股傲气后来被组织、战争和岁月反复锤打，终于锤成了可以托付大军的硬度。信息来源：人民政协报——徐向前四保周希汉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