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路易十四宫廷含蓄的批评者，康布雷大主教费奈隆的《忒勒马科斯历险记》在18世纪的风靡）让我们看到，启蒙书籍的政治边界非常宽松。《忒勒马科斯历险记》和其他启蒙畅销书一样，在欧洲及其殖民地受到追捧。读者接受这本书，不受法国本土境况的影响。从《忒勒马科斯历险记》及其众多版本看，启蒙运动的特色就是它的全球性。如果有任何对启蒙运动的分析认为温和的哲人和激进的哲人之间有意识形态的斗争，只要我们关注读者和书商，就会发现这种分析无法成立。研究启蒙运动的形成过程，只要我们纳入读者、出版商以及学院、杂志、沙龙等中介机构发挥的作用，就知道书籍能获得文化上的权威地位，未必和作者的意识形态有关系。启蒙书籍不只是特定知识阶层意识形态的表达。就《忒勒马科斯历险记》来说，读者和出版商认为费奈隆表达了某种思想，于是积极重塑他的思想，结果这本书就荒诞不经地和激进的雅各宾主义扯上了关系。图书史学家大卫•艾伦写道：“启蒙运动的典型特征是连绵不绝的创造、接受、回应；参与这一过程的，除了闻名遐迩的思想家和畅销书作者，还有在历史长河中渐渐被遗忘的无数普通个体。究竟何为启蒙的含义和意义？人们不断直面、质疑这个问题，并重新达成共识。”（加里•凯茨《书写启蒙》，pp.1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