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宋时轮在一家饭店用餐。正在点菜的时候，服务员无意中提到了饭店老板娘的名字，宋时轮立刻停下了手中的动作，急切地要求对方再重复一遍。 名字叫董竹君。 宋时轮放下菜单，沉默了片刻。二十多年前那个上海的傍晚，一个女人给了他一顿饭、一笔钱，让他从一个流浪者重新变回了一个革命者。那之后，他上了战场，打了无数仗，从萍醴边的游击队长一路走到了解放军上将，却始终没来得及当面道一声谢。 董竹君这个名字，说起来是条漫长的命运线。1900年，董竹君生于上海一户贫苦人家，父亲靠拉黄包车谋生。 1913年，父亲染上伤寒，卧床不起，家里连房租都付不起。父母走投无路，将年仅13岁的董竹君送入上海长三堂子，以三百块钱的价格抵押了三年，名义上只是卖唱，并不卖身。 在堂子里，董竹君以"杨兰春"的艺名登台，嗓音好、模样清秀，局票极多，是堂子里最受追捧的清倌人。但随着年岁渐大，老鸨对她的打算也开始变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董竹君遇见了夏之时。 夏之时，四川合江人，早年留学日本东斌学校，1905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四川副都督。1913年，夏之时赴上海，向孙中山、黄兴汇报四川局势，参与筹划讨袁的"二次革命"，机缘之下结识了董竹君。 两人相互倾慕，但董竹君没有草率答应，她向夏之时提出三个条件：以正妻名义结婚、到日本后必须送她读书、回国后要共同建立一个完整的家庭。夏之时全部应承。 袁世凯随即以三万元悬赏夏之时人头，夏之时被迫出逃。董竹君装病，趁乱逃出妓院，连夜赶上了夏之时。1914年，两人在上海公共租界日本旅馆举行婚礼，董竹君跟着夏之时东渡日本，入读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在日本读了两年书，董竹君独立意识愈发清晰。1917年，她本打算去法国继续深造，却收到夏之时的电报，说父亲病危，命她即刻回四川。 回去之后，婚姻的真实面貌慢慢显露。夏之时被解除军职后，整日无所事事，染上赌瘾，性情暴戾，对董竹君所生的几个女儿也漠然相待。 争执越来越频繁，有一次夏之时甚至抄起刀子在几条街外追着董竹君跑。董竹君彻底死心，1929年带着孩子们离开了四川，孤身返回上海。 回到上海的董竹君，几乎是从零开始。1930年，她变卖细软，在闸北开办群益纱管厂，是上海当时极少数的女性工厂主。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炮火把工厂炸成废墟，董竹君自己也因参与抗日宣传活动被法租界巡捕房关押，后来保释出来。1934年，与夏之时正式离婚。 次年，她用四川军火采购员李嵩高借出的两千元，在法租界华格臬路开设锦江川菜馆，以成都锦江为名，靠着诚信经营和踏实的服务，菜馆的回头客越来越多。 就是这家菜馆，成了宋时轮在最落魄的时候得以喘息的地方。 1927年四月，国民党发动"四一五"事变，宋时轮作为疑似共产党人被捕入狱，关押了整整一年。出狱后，宋时轮早已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身无分文，从广州一路流浪到上海，始终找不到接头的地方。 狱中一位战友曾说过，若遇困境，可去找一个叫董竹君的女人，她心善，见不得人受难。宋时轮抱着半信半疑的心思，几经打听，找到了锦江川菜馆。 董竹君见到他，没多问，直接下厨做了一桌饭菜。饭后，又取出一笔钱递过去。宋时轮再三推拒，说这不是小数目，实在受之有愧。 董竹君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摆了摆手，说保家卫国的人吃够苦了，这点钱算是她为救国出的一份力，叫宋时轮拿去用在该用的地方。 宋时轮揣着这笔钱，辗转去了湖南浏阳、醴陵与江西萍乡交界一带，拉起了一支游击队，任萍醴边游击队队长。这支队伍后来在战斗中屡建战功，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从那一刻起，宋时轮走上了一条再也没有回头的路。 而董竹君，此后的人生同样没有停歇。1951年，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登门拜访，希望借助锦江两店的名气与规模，将其改建为国家接待机构。 董竹君毫不犹豫，将经营十六年、价值十五万美元的全部家业无偿献出，锦江饭店由此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国宾馆，于1951年6月9日正式挂牌成立。 1950年那个饭桌边，宋时轮让服务员引路，终于见到了董竹君。时隔二十余年，两人站在彼此面前，宋时轮的那句话憋了太久，出口时却分外简单，要不是你，我宋时轮早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