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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走的时候,给美国留下一个金山,国库里塞着两千多亿美元的净盈余。 那时候,

克林顿走的时候,给美国留下一个金山,国库里塞着两千多亿美元的净盈余。 那时候,联邦债务才占GDP百分之三十多点,底特律的汽车厂还在轰鸣。结果二十多年过去,账本上的国债直接击穿39万亿,每个新生儿一睁眼,就背上了十万八千美元的债。 咱们先把时钟往回拨二十多年,回到克林顿执政末期的美国。那时候的美国财政状况,用“健康”两个字形容毫不夸张。 克林顿离任时留下2364亿美元的财政盈余,这是美国连续第三年实现财政盈余,1998年的692亿美元盈余,还是美国1957年来的第一次。 那时候联邦债务占GDP的比例只有31.4%,远低于国际警戒线。底特律的汽车厂日夜不停,福特、通用、克莱斯勒的生产线开足马力,美国汽车业在全球市场上占据绝对优势,制造业就业稳定在1700万左右。 互联网浪潮席卷全美,硅谷的微软和英特尔等公司崛起,美国经济连续十年增长,创下历史最长的增长纪录,失业率从1993年的6.9%一路下降到2000年的3.9%,创造了几千万个就业岗位。 没人能想到,这股盈余的势头会戛然而止。2001年小布什上台,美国的财政轨迹彻底改变。 小布什政府推出大规模减税方案,10年间减税金额高达1.35万亿美元,这直接削弱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2001年的911事件更是彻底打乱了美国的财政节奏,美国启动反恐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相继打响,军费开支像脱缰的野马一样飙升。 战争持续多年,累计耗费巨额资金,美国财政从盈余迅速转为赤字,联邦债务占GDP的比例开始持续上升。小布什执政8年,美国国债从克林顿离任时的约5.8万亿增长到10.6万亿,增长了近一倍。 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美国金融体系濒临崩溃,小布什政府紧急签署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这是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救援措施。 危机蔓延到实体经济,奥巴马上台后继续推出大规模救市措施,2009年出台2万亿美元的《金融稳定计划》,一周后又签署7870亿美元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这些措施直接推高了美国的债务规模。 奥巴马还推动医保改革,这项改革涉及巨额资金投入,进一步增加了财政支出压力。奥巴马执政8年,美国国债从10.6万亿增长到19.9万亿,增长了9.3万亿,增长速度远超小布什时期。 2017年特朗普上台,他推出减税法案,将最高企业所得税税率从35%永久降至21%,个人所得税也普遍下调,这再次大幅减少了政府财政收入。特朗普政府还增加了国防开支,同时在全球多地维持军事存在,军费支出持续高位。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美国经济陷入深度衰退,特朗普政府连续推出多轮疫情纾困法案,累计投入巨额资金,美国财政赤字急剧扩大,国债规模加速增长。 特朗普执政4年,美国国债从19.9万亿增长到27.8万亿,增长了7.8万亿,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 拜登上台后,美国的债务增长势头丝毫没有放缓。拜登政府推出大规模基建法案,投入巨额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推行社会福利扩张政策,年度福利支出高达1.5万亿美元。 拜登政府还通过多项支出法案,进一步增加了财政支出,美国国债规模持续攀升。 2024年7月美国国债突破35万亿美元,11月突破36万亿美元,2025年8月突破37万亿美元,10月突破38万亿美元,仅仅过了5个月,到2026年3月18日,美国国债正式突破39万亿美元大关,达到39016762910245.14美元。 按照美国人口计算,每个美国人头上顶着11.4万美元的债务,每个刚出生的美国婴儿一睁眼就背上了十万八千美元的债。 美国国债能在二十多年间从克林顿时期的盈余状态飙升到39万亿,背后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政治极化日益加剧,两党在财政政策上尖锐对立,形成了“否决政治”的僵局。 民主党主张扩大社会福利支出以争取选民支持,共和党坚持减税与增加国防预算,双方长期无法达成结构性财政改革,多次通过临时拨款、暂停债务上限等方式拖延矛盾,导致债务规模不受约束地扩张。 两党轮流执政,都将财政政策作为争取选票的工具,完全无视财政承受能力,让国家财政沦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美国财政收入持续减少,支出却刚性增长,形成了严重的结构性失衡。从里根政府到特朗普政府,美国持续推行减税措施,财政收入增速持续滞后于支出增速。 社会保障、医保等刚性支出涉及庞大选民群体,政府很难削减这些支出,而国防开支、战争成本又居高不下,进一步增加了财政压力。 美国政府为偿还旧债而举新债,形成了债务的“雪球效应”,存量债务规模越大,利息支出就越多,近年来美国国债利息支出,每分钟高达200万美元,利息滚雪球效应进一步推高了债务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