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一九零零年，也就是农历庚子年的秋天，华北平原上刮起的秋风，带着一股说不出的呛人味道。那时候，八国联军的炮火把北京城的城墙炸得粉碎，大清王朝最后一丝遮羞布也被扯了下来。 那个统治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女人，慈禧太后，带着吓破了胆的光绪皇帝，还有一群狼狈不堪的残兵、太监和宫女，一路向西狂奔。历史上管这叫“庚子西狩”，其实就是为了保命而逃亡。 这支逃难的队伍，走到哪儿都灰头土脸。原本象征着皇权的明黄色，在黄土高原的漫天尘土里，早就看不出本来面目。 到了山西祁县地界，整个队伍已经快断粮了。这时候，他们盯上了当地最有钱的乔家大院。 乔家大院的主人，是六十二岁的乔致庸。这位老爷子一辈子都在商海里打滚，经历过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亲眼看着这个国家从兴盛走向衰败。 接到消息说太后和皇上要来，乔致庸带着全家老小，穿着最好的绸缎衣服，恭恭敬敬地跪在大门口等着。 他心里其实五味杂陈。他本是读书人出身，年轻时一心想考取功名，无奈兄长早逝，只好接过家里的生意。 他把儒家那套仁义礼智信，全都用在了做生意上，靠着“信”和“义”两个字，把乔家的票号开遍了大江南北，甚至做到了“汇通天下”。他心里门儿清，商人要想活下去，离不开政治的庇护，但也最怕政治的折腾。 慈禧太后一行人进了乔家大院，虽然住的是豪宅，吃的是细糠，但那股子丧家之犬的颓势，是怎么也掩盖不住。 安顿下来没多久，慈禧身边最得宠的太监李莲英，就找到了乔致庸。 李莲英没直说要钱，只是绕着弯子诉苦，说国难当头，圣驾西行不易，地方上得“襄助一二”。他伸出两个手指头，意思很明白，十万两白银。 这可把乔家上下吓得不轻。十万两啊，那是笔天文数字。当时在场的人都觉得，这分明是狮子大开口，而且这钱借出去，肯定是有去无回。 乔致庸的几个侄子脸色煞白，跪在后面直哆嗦，心想几代人的心血，难道就这么打水漂了？ 就在大家都以为乔致庸会讨价还价，或者痛哭流涕地哭穷时，乔致庸却做了一件让所有人跌破眼镜的事。 他整理了一下衣袍，朝着慈禧住的内院方向，重重地磕了个头。然后，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他并没有只答应十万两，而是主动开口，愿意捐献三十万两白银！ 这下连李莲英都愣住了。他见过哭穷的，见过耍赖的，还是头一回见到主动加码的。乔致庸接着又说，这三十万两他分文不取，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希望能求太后亲笔题几个字，留作纪念。 李莲英回去复命，慈禧听完也是一愣，随即忍不住大笑起来。她太缺钱了，这三十万两简直是救命稻草。 而在她看来，写几个字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成本几乎为零，却能换来巨额的银子，这笔买卖太划算了。更重要的是，这不再是她向商人乞讨，而是她对忠心臣民的恩赏，极大地满足了她的虚荣心。 第二天，慈禧提起笔，饱蘸浓墨，在宣纸上写下了四个大字——“福种琅嬛”。这四个字很有讲究，“琅嬛”是传说中天帝藏书的地方，寓意乔家大院如同仙境，也夸赞乔家积德行善，福气深厚。 这块匾额挂上去之后，果然成了乔家最硬的护身符。后来清朝灭亡了，但这块匾额在乱世里依然管用。 各地军阀、土匪来了，一进乔家大院看到这块匾，心里都得掂量掂量。这不仅仅是面子问题，更意味着乔家跟当年的太后有关系，动了乔家，恐怕不好交代。 乔致庸用三十万两会贬值的银子，换来了这块能保家族平安几十年的“免死金牌”。从账面上看，他亏大了。 但从家族生存的角度看，这是一步绝妙的险棋。他用商人的精明，在权力的夹缝里，为后代买了一份昂贵的平安险。 这场发生在乔家大院的博弈，其实就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朝廷手里握着至高无上的“名分”，而晋商手里攥着实打实的“银子”。 乔致庸看透了这一点，用银子去交换名分，从而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保全了自己。 后来慈禧在西安待了一年多，签了屈辱的条约，又回到了北京。没过几年，一九零七年，乔致庸在家安然去世，享年八十九岁。 第二年慈禧也走了。他们俩，一个是旧秩序的维护者，一个是新经济的探路者，在那样一个特殊的秋天有过一次交集，然后相继退场。 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当我们再去乔家大院旅游，抬头还能看见那块“福种琅嬛”的匾额。它静静地挂在那里，不再有当年的威慑力，只成了一件冰冷的文物。 但透过这块匾，我们依然能看到那个时代的荒诞与无奈。一个国家的顶级商人，居然要靠花费巨资去买统治者的几个字，才能换来最基本的安全感，这说明当时的社会环境已经病入膏肓。 乔致庸赢了，他用自己的智慧保住了乔家；但乔致庸也输了，因为他所处的那个大环境，终究是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崩塌了。这块匾额，既是个人智慧的巅峰，也是一个时代悲剧的见证。